人力部在疫情趋缓后，努力吸引顶级外来人才，推出新的“顶级专才准证”，进一步加强新加坡的吸引力。另外，金融管理局也成功吸引许多外国富豪来我国设立家族办公室，由于数量太多，不得不提高设立家办的门槛。吸引顶级人才及外国富豪，这两者无疑都是正确的经济政策。
然而，再优秀的政策，也可能会有副作用，特别是越成功的政策，更需要配套政策。顶级专才准证以及家办，会带来什么副作用呢？
我们也许会认为，顶级人才及家办的数量不会太多，应该不至于引起人民的不满。但是，只要仔细分析，每年成百上千个顶级外来人才及富豪来到我国，是有可能带来副作用的。
首先，是拥车证的价格。作为一种极为有限的资源，拥车证投标制度是价高者得。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公开的数据，从8月到10月，大型及豪华车组（B组）的拥车证配额，只有区区的每月平均939张。所以，顶级外来人才，再加上家办的数量，绝对足以影响拥车证价格。1990年，当拥车证制度刚推出时，我国的财富管理行业才刚刚起步，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也难比今日。
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是否也该与时俱进，重新思考拥车证制度呢？毕竟，在价高者得的制度下，普通国人是没有足够的财力，来与顶级外来人才及家办竞标拥车证的。
那么，拥车证应该如何改革呢？一个办法是要求外国人支付额外的拥车证溢价；又或者，设立一个新的拥车证组别，专供外国人投标，不要和本地人竞标。
其次，是高档房地产。不晓得市区重建局有考虑提高高档房地产的供应吗？虽然高档房地产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高价房地产的向下负面渗透作用。
政府应该精细调准政策，让它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避免或者减少成功所带来的副作用。其实，我们拥有配套政策的成功案例，比如组屋及公积金，这两者都是影响所有国人一辈子的政策。希望政府能够精益求精，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减缓成功所带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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