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洋大学1980年最后一届化学系荣誉学位毕业生，出生于1955年，那年南大创立了，而我毕业正好是南大“关门大吉”的那一年。历史记载，1980年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我们顿时成了南大的孤儿，因为母校没有了。变孤儿后，与国大的感情淡如水，用“情何以堪”都不足以表达我们感情上犹如失去母亲的失落感。

论辈分，我是南大末代学弟，南大学长当年就业的困难与窘境我时有所闻，只能自我安慰是生不逢时，时不我与。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华校生面对的，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下的语文政策社会。那个年代也有极少数成功的华校生，一些有远见的家长安排孩子早上读华校，下午读英校，回家请家教。可这毕竟是很少数的幸运儿，一般如我辈者，只能自求多福。我自从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的一份工作，就是当化学工程师，一干就是超过25年，直到退休。

在我们念中学与高中时，冥冥之中感觉华校的末日即将来临，华校生中因排斥心态，弥漫着一股“读书无用论”与“英文无用论”。台湾作家吴祥辉的小说《拒绝联考的小子》成了我们争阅的书，此书影响并引导了身边某些朋友走向此路，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新加坡真实版本的“拒绝联考的小子”。然而，这却是一条不归路。

我所认识的新加坡“拒绝联考的小子”中，有人后来成功移民，完成博士学位，并当上美国跨国公司的高管。不过，更多的人终其一生庸庸碌碌，至今还要为五斗米折腰。

如果要认真检讨当年语文政策对华校生所造成的伤害，就不应只把眼光局限在南大毕业生身上，而忽略更广大的一群没能考上大学的华校生。以我个人经历，不公平的语言政策所带来的伤害，并不只在大学毕业后才开始，而是在高中毕业后，被征召入伍时就开始了。

很难想象入伍前的学生岁月，除了上英文课及考英文口试时开口说英语外，平时沟通的语言就只有华语与方言，突然在一瞬间被抛进一个完全讲英语与“国语”（当时在部队里的口令都是马来语）的情境中，那种语言环境改变的震撼力，真的非笔墨所能形容。

在我的经历中，华族新兵有70%的英校生与30%的华校生，华校生因为语言弱势，犯错受罚的概率远高于英校生，也常被身为英校生的排长和连长取笑。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华校生背景的班长和排长，竟然也一起虐待和自己一样华校背景的新兵；甚至同样华校背景的新兵，偶尔也会窝里反，相互排挤以争取长官青睐。

当年在部队里的语言歧视林林总总，多不胜数。话说有华校生新兵向长官报告自己是华校背景时，由于英文不灵光，误把“Chinese educated”说成“Chinese helicopter”，从此部队里的华校生便要天天面对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呼。这不是语言歧视是什么？

我并不是要翻旧账，只是想分享我辈经历。不同年代的华校生有不同经历，过去的事不能重来，历史不能重写，所以只能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我非常赞同《联合早报·言论》于12月25日刊登的曾子谦读者评论《大风吹不走的1979年》中提出的“疗愈性对话”（rehabilitative conversations），因为现在是时候面对过去华校生的集体创伤，走向社会大和解。我们只有勇敢面对过去社会语文政策的失误，改弦更张，避免再犯同样错误，才能活出更精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