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6年加入建屋发展局，当时我爸爸很高兴，因为“政府工”很稳定；妈妈却担心我是华校生，须要用英文的工作，我做得来吗？第一天上班时，主管就问我，你是英校生还是华校生？我回答是华校生。主管又问我是否懂英文，同时顺手拿一张英文通告要我念。我结结巴巴地读完，主管也觉得我能成功读完英文通告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开始了41年为组屋居民服务的工作生涯。
我没有因为是华校生而自卑，也从不掩饰自己是华校生。我跟多数居民交谈时都讲华语，只有跟马来和印度族同胞沟通时才讲英语。和同事沟通时，也采取同样的原则。写工作报告时，不确定的字就查字典，上司也认为报告写得清楚、看得懂就可以了。因此，在我的工作生涯里，不曾因为是华校生和英语不灵光而面对任何挫折。
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更是帮了华校生一个大忙。在工作上讲华语名正言顺，跟居民沟通时，除非他们不习惯用华语沟通，我才有机会讲英语。
我们这一辈的老华校生，有不少人的英语也很流利，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华校生。我就不一样，一看上去就知道我是华校生，讲起英语来就更像了。其实，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英语必然会是我们的共同语。我去看医生、去银行、到政府部门办事，只要是华族同胞，我都讲华语，就算必须讲英语，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只是说得不够流利。
华校生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这段经历会随着老华校生走了之后，永远成为历史。最近因为一部电影《大风吹》，引起许多南洋大学毕业生在《联合早报》积极谈论。我虽不是南大生，但确是华校生，也想分享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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