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从未将自己定位为福利国家，政府也未致力于建立这样的体制。这主要是因为福利社会可能会导致惰性，抑制人们力争上游的积极性。不过，近20年来，政策也在由追求效率的右，悄然左转。
2013年，时任副总理尚达曼说，11年前他刚入阁时，大多数阁员持中间主义立场，现在内阁普遍倾向中间偏左。政府的重点逐渐转向帮助低收入和年长人士。
这一趋势在过去10年更加明显。从建国配套、立国配套、社理会邻里购物券到求职援助计划，都显示新加坡在福利政策上已有显著变化。尽管新加坡在财税上坚持小政府，但福利政策与几十年前的大相径庭。
然而，福利的边界仍是一个未充分讨论的话题。特定人群的补助，如育儿津贴，一般争议不大。但像邻里购物券这样几乎惠及全体公民的福利，该不该发，该发多少，都是复杂的课题。
在去年的国庆日群众大会上，时任总理李显龙提醒民众，“财神爷不一定能有求必应，政府不可能无止境地分发补助”。 一旦开始发放，就比较难喊停，且随着生活费的上涨，民众期待补助同步上调。过高的补助可能滋长福利病，也有可能造成新的财政负担。
我建议将补助与经济指标挂钩，变成“公民花红”（Citizen’s Dividend），而非简单地与生活费挂钩。这样，经济好的年份补助增加，差的年份减少，既可避免补助额度的争论，也确保财政可负担。此外，这样的机制有助政府在推行必要但棘手的经济政策时，获得民众支持。
例如，旅游业对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4%，虽然间接惠及大多数新加坡人，但民众未必感受到好处，甚至可能造成不便，觉得是一种旅游公害。若能发放类似旅游业花红的补助，将有助于民众理解旅游业的利弊，改善观感。当局可以根据游客入境人数，或酒店业公司税等指标来操作。公民花红在新加坡并非新鲜事，约20年前曾有新新加坡股票（The New Singapore Shares）计划，将补助与经济增长绑定。
不过，我的建议更注重将补助额度与具体政策，尤其是跟那些正确但不太受欢迎的政策挂钩。例如，外劳和移民是敏感话题，通过补助使民众直接分享到政策成果，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接受度，而不会因为公共交通越来越拥挤而产生反感。
从新加坡的发展历程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常常要冒着短期不受欢迎的风险。政策要持久推进，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针对性发放公民花红，既是争取民心，也是在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契约。
新加坡虽然不视自己为福利国家，但一直在探索一种能保持竞争力与社会和谐的发展模式。公民花红可以成为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