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近日在处理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藏书的过程中，因部分书籍在未广泛征询意见的情况下被回收乃至销毁，引发学生与校友的强烈不满。这一事件直指一个核心议题：在讲求效率与实用的时代，我们应如何在资源管理与文化传承之间取得平衡？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然而，当成千上万本书即将被化为纸浆，那些蕴藏于书页间的智慧与美好，是否就此被我们轻率抛弃？

事件发生于5月20日，当天部分馆藏书籍被运往回收场处理，整个过程被学生拍下并上传至社交媒体，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据《联合早报》报道，原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约有4万5000册藏书，其中约9000册被归类为“过剩书籍”，部分已送往回收公司销毁。

国大图书馆馆长彭丽珊为此致歉，承认沟通不足为图书馆工作一大疏失。她强调此次回收与搬迁无关，书籍并非因内容敏感被处理，而是因为重复或使用率低。图书馆将优化相关程序，扩大书籍分发渠道，并澄清无线射频识别科技（RFID）标签不会影响再利用。

尽管校方随后紧急叫停相关行动，并承诺将通过书展与二手平台延续书籍寿命，此事仍暴露出高校在文化资源处理上，存在沟通不足与程序不透明的问题。

“书卷多情似故人”，在这些被处理的藏书中，有多少曾陪伴师生度过求知岁月？图书不仅是纸质资料，更是学术积累、历史记忆与人文精神的承载体。正如有学生指出，其中不乏保存良好的绝版书籍，不应被草率处理。师生与校友的愤怒，并非仅因书籍被销毁，而是因他们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以及对学术精神被简化为“空间管理”的忧虑。

图书馆藏书的去留，理应超越“实用性”一项标准。“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真正的进步，不应以牺牲传统为代价，而应在尊重多元价值的基础上，探索兼顾现实与文化深度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从文明传承角度看，每一本书都是穿越时空的信使。清代学者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坚持“存目”原则，即便不收录，也要保留书目信息。这种对知识的敬畏，在今日尤显珍贵。我们或许不再追求“汗牛充栋”的藏书规模，但更应警惕将文化管理简化为空间腾挪的做法。

回到耶鲁—国大的“丢书”事件，若校方能提前公布拟处理书目，广泛征询师生意见，并设立公开认领或捐赠机制，或许就能避免争议。让学生参与其中，不仅能提升图书资源的利用率，也可成为一堂生动的文化治理实践课。学生若能积极响应认领活动，也将向校方展现师生对知识资源的珍视，推动校园文化生态良性循环。

文化传承，从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场在实用与理想之间，在空间与精神之间的持续对话。唯有在这场对话中不断求索，我们才能在时代洪流中，为文化留下清晰而有力的印记。

“开卷有益”，不仅是对个体的勉励，更是对一个社会文明底蕴的提醒。图书馆不应只是存书的仓库，更应是承载记忆、启迪思想的灯塔。愿这场“丢书”风波引发的反思，不止于一时，而成为我们重新认真对待文化与知识价值的起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兼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