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专注于台湾与东南亚两地历史研究的博士生，在一次与台湾的叔叔交谈中，我偶然了解到他的父母在196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而前往新加坡打工的故事。当时台湾尚未迎来经济奇迹，乡村生活艰辛，家庭人口众多，社会整体仍处于战后恢复的后期。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一些台湾人选择离乡背井，踏上一条充满不确定但寄托希望的异乡之旅，他们向南洋进发，抵达新加坡，却意外参与了一个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这一段历史，过去的研究多聚焦于跨境之间的政策输出与经济协议，较少深入劳动者个体的生活经历。然而，若细致探讨，会发现台新之间不仅存在特殊的对外事务与经济联系，还有着深植于家庭记忆、社群关系和跨境劳动交织而成的共同历史。

当时的新加坡处在建国初期，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紧张，但同时也提供了制度重建与城市发展的广阔空间。正是这种建设的需求，吸引了台湾等地的华人劳工。这些人一般通过中介，以临时工、短期技术工人和家庭帮佣等身份进入新加坡。

他们参与公共建设的基础工程：从组屋地基开挖到道路铺设和水电管线的布局；他们也出现在餐馆、小贩中心、清洁行业和家庭护理服务中。正是这些基础工程和日常服务，构成新加坡建国初期运转的基本条件。

从他们的视角看，新加坡既是一个工作场所，也是一个历史现场。他们亲历了大巴窑从荒地到社区的转变，熟悉樟宜港区的工地情景，甚至参与了城市中第一批公共交通系统的初步建设。他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从新加坡社会视角看，这群外来华人劳工在早期移民中扮演了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角色。凭借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他们迅速融入底层社会。节庆时他们贴春联、包水饺，参与庙会和社区聚餐，与当地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情感联系。这些日常互动逐步形成一种混合的南洋华人劳工文化，既保留了故乡传统，又适应并转化了当地的现实。

然而，这些劳工故事未被纳入新加坡官方历史的主流叙事。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但他们的劳作却构成这个城市国家发展的基石。他们的经历主要通过口述、书信和家庭记忆传承，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历史，为理解新加坡的国家形成与跨境劳动流动提供重要补充。

多年后，他们回到台湾老家，买了第一栋砖房，让孩子进入中学甚至大学。他们带回的不仅是金钱，更是一段关于韧性、连接与共同奋斗的生命经历。如今，他们的后代也许再次踏上新加坡土地，通过旅游、交流或工作等形式，重新接触这个祖辈曾参与建设的国家，重拾那段被遗忘的历史。

对笔者而言，这不仅是个人或家庭的历史，更是一种跨世代的社会记忆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国家的形成不仅是领导者的决策和制度的建立，更是无数无名劳工的共同努力；历史的完整性更应包括那些来自基层、从边缘视角观察中心的声音。

60年来，新加坡已发展为全球都市，而曾参与建设的外籍劳工，尤其是来自台湾的那一代，或许早已离世，但他们的身影仿佛仍在组屋的墙角、老街的转弯处，以及那些泛黄的家书中若隐若现。对于新加坡来说，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历史，或许更是一种未竟的对话与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