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伊藤诗织执导的纪录片《黑箱日记》（Black Box Diary）对准的，是历时四年的民事诉讼案——日本史上第一起女性公开实名控诉职场性侵的案例。她以近乎残忍的执着，将自己作为方法，试探性别正义的限度。

2015年，在一次商谈工作的晚餐后，身为记者的伊藤诗织被山口敬之（前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密友）性侵。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不起诉山口。2017年，她提起民事诉讼，两年后终于胜诉，这个判决被无数日本女性视为历史性的一刻。

在书写《黑箱：日本之耻》（2017年）时，伊藤诗织以记者冷峻的笔触，呈现性侵幸存者的抗争；《黑箱日记》则揭示她直面创伤的脆弱，她在镜头前崩溃、恐慌，却依然保持面对权力的勇气。不过，纪录片并未止步于个人诉讼的胜诉，而是向观众展示更大的“黑箱”——一个笼罩在性别、权力与法律之上的结构性不公。例如，2017年日本大选期间，民主党推动《黑箱》迅速出版并邀请伊藤加入党派，将她作为攻击安倍政府的政治工具；看似正义的警方调查员私下向她透露执法黑幕，却又拒绝在法庭上作证，甚至在酒后以调侃语气“示爱”。这一切都让人看到，女性在追求正义时，不仅面临敌意，甚至可能被同盟者利用、操控，成为政治利益的工具。因此，影片结尾停留在2022年安倍晋三遇刺的时刻，而非2019年的胜诉。这超越对单一民事诉讼案的聚焦，直指权力结构自上而下的体系性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黑箱”并不限于日本语境，而是所有性别权力失衡社会的隐喻。

这种反思同样适用于新加坡语境：女性主义的抗争不应局限于少数拥有资源和话语权的女性，而应是一场全民行动，才能够撼动体系性的不公。伊藤的胜诉凝结太多偶然因素：如#MeToo运动的全球声援和日本政坛的重新洗牌。她作为记者的专业背景和媒体资源，也使这场诉讼成为“无法复制的胜利”。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像她这样的高学历的新闻工作者，都要耗费四年才能为自己争取正义时，更多普通女性怎么办？

因此，我们须要超越“精英女性主义”。近年来，新加坡在法律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上取得显著进展。例如，《刑事法典》严惩性犯罪；法律援助局为经济困难的受害者提供免费支持；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属下的性侵犯关怀中心（SACC）等非政府组织，不仅为受害者提供心理辅导和应急援助，还推动公众教育。

然而，社会对性侵幸存者的污名化依然存在，基层教育覆盖不足，对性犯罪的量刑标准有时被批评偏轻。在法律框架之外，仍须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推动改革。当“黑箱”不仅是权力、性别与法律的隐喻，更是普通女性在日常中面对的压迫时，真正的正义不应仅属精英的偶然胜利，而应让每一位女性在制度庇护下感受到安全与支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