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漫步在星期天的新加坡街头，会有种步入亚洲文明走廊的错觉：大量外籍劳工街头聚会，席地而坐，谈天起舞。穿梭其间，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织，你会惊讶于“女佣”们盛装后的风采与模样，偶有脸上抹着檀娜卡的缅甸女性挽手走过。搬离西海岸后，我仍记得每周日在海边弹奏雷鬼乐的印度尼西亚客工乐队，也记得东海岸菲律宾社群集体庆祝时整齐划一的舞蹈。不夸张地说，星期天的新加坡街头是一座东南亚文化“活的博物馆”，一个自发的、有生命力的现场。

1978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外籍女佣计划，把家庭照护的部分责任从家庭内部转移出去，释放了本地女性劳动力。2012年修订的《雇用外来人力法令》颁布后，这一数量庞大却常年隐形的群体拥有了每周一天的无薪休息日，得以在星期天集中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她们的足迹逐渐在新加坡留下清晰的文化印记，幸运商业中心称为“小马尼拉”，黄金坊为“小曼谷”，柏龄大厦为“小缅甸”，竹脚中心多为印度籍与斯里兰卡籍劳工的聚集处。

不过，对外劳使用公共空间的争议由来已久，抱怨多集中在占道、噪音等问题，进而产生“有碍市容”的主观判断。虽然这不是普遍情况，但类似评价容易激发公众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外劳使用公共空间的正当性。本地有学者曾经研究指出，外籍女佣因同时具备“外籍”和“家庭劳工”双重身份，既不作为受国家保护的公共雇员享有完整社会与法律权利，也不被视为家庭内部的亲属，因而在公共空间里往往遭到双重排斥。对她们而言，城市的绿地和街头廊道是“无处可去”时的最后选择，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保障并管理她们使用这些空间的权利，本身就是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正义实践。反过来看，外劳聚会亦实践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伟大的街道》一书中，城市规划学者阿兰·B·雅各布斯写道：“伟大的街道能激发大家的参与性，伟大的街道造就伟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所以为公共，正因为它能把原本孤立的个体联结起来。

其次，星期天的街头并非单向地被“占用”。它既是外劳喘息与联结的场所，也是城市其他居民观察、接触并反思自己生活方式的窗口。当你停驻其中，那种并非刻意制造的共同体感，往往比任何刻板的文化展示更真切、更有温度。当有个母亲宣布“我绝不带儿子在星期天去那片区域”时，她可能正在错失教育孩子“从附近透视世界”的机会。在全球政治经济交织的今天，新加坡作为“东方的十字路口”凝聚着亚洲无数流动的历史，这样的街头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书。所以，下一次走在星期天的街头，不如少一些成见，把公共空间当作反思的索引：它既映照他者生活，也照见城市如何成为更大的“我们”。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