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盛港组屋单位，自2019年起，便长期陷入一场无形却尖锐的对抗——与楼上邻居所产生的生活噪音抗衡。楼上单位数年间几经易租，租户皆是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共同特点是习惯赤足行走与跑动，每当孩童嬉戏，撞击楼板之声便如低音炮般沉闷穿透，持续侵扰着楼下需要居家办公与静谧环境的我。这声音分贝或许未达“惊天动地”，却因其低频特性与不可预测的节奏，足以瓦解专注，引发持续的烦躁与胸闷，俨然成为精神上的慢性损耗。

然而，比噪音本身更令人困惑的，是我曾尝试友好沟通，但往往面对闭门羹或开门后的全然否认，尽管噪音在门外清晰可辨。对方多以“孩童天性难约束”为由推诿。转向官方渠道如建屋发展局投诉，结果常是程序上记录便不了了之。报警处理，警察的权限与处理方式对此类灰色噪音常感掣肘。寻求社区调解中心或基层领袖介入，则可能因一方缺席或调解无强制力而徒劳无功。更令人沮丧的是，当流程还在缓慢运转时，制造问题的租户可能早已搬离，留下身心俱疲的受害者与一个悬而未决的“无头案”。

这一连串挫折指向一个核心困境：现有机制过度依赖道德自觉、邻里和睦的“优雅社会”理想，以及繁琐且约束力有限的调解程序。当面对缺乏公德心或刻意规避的噪音制造者时，受害者便陷入投诉无果、举证困难、执法无门的窘境，法规的“牙齿”显得异常钝化。这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缺位——社会在城市化、高密度居住形态下产生新的治理需求，但相应的法律与执行工具未能及时进化与夯实。

这种制度上的缺位，直接损害公民的安宁权与居住品质，须靠运气（遇到好邻居）才可得到保障。长期噪音侵扰已被医学证实会引发焦虑、失眠、心血管压力等健康问题。此外，它侵蚀社会信任与社区凝聚力，将本可互助的邻里关系异化为互相防范、忍无可忍后才冲突爆发的对立关系。最后，它损耗行政与司法资源的公信力。当民众屡次求助于正式渠道却得不到有效救济时，不仅对制度失望，更可能滋生“以暴制暴”或彻底冷漠的消极情绪，与社会和谐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将邻里噪音问题仅仅归咎于个人素质或视为无解的生活琐事，是短视的。政府与立法机构必须正视问题的严重性，推动治理从“软性倡导”向“刚柔并济”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升级。

首先，立法层面应研究制定更明晰的噪音管制标准（特别是针对楼板撞击声等低频噪音），明确不同时段的可接受音量阈值，并赋予相关条款更强的法律强制力。其二，执行层面可授权或组建具有专业监测设备与快速响应能力的社区执法单元，对查证属实的反复、恶意扰民行为，设定包括罚款、强制整改乃至影响租约等阶梯式处罚措施，真正做到“违法必究”。第三，技术与管理层面须在新建住宅中，强制推行更高的隔音建筑标准；对频繁因噪音纠纷易手的出租单位，物业或管理机构可建立记录与沟通机制。

寂静，应是公民居住权的基本保障。终结邻里噪音的困惑，不仅关乎个体片刻安宁，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在紧密的物理空间中，构筑起尊重边界、权责分明，且能有效维护正义的文明根基。只有当制度的护栏足够坚实，个体的修养与社区的温情才能拥有赖以生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