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的离世，标志着一个亚洲城市规划时代的结束。他并非以标志性建筑闻名的建筑师，而是一位将规划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实践者。正因如此，他留下的遗产并不显眼，却深刻而持久。
我与刘太格曾有一面之缘。2018年，他在中国文化中心分享新加坡的城市与建筑规划经验。那并非一场关于风格或造型的演讲，而是一种冷静而克制的制度回顾。他谈得最多的是尺度、时间，以及规划者在公共利益面前应承担的责任。多年后回想，那种不追求感染力的表达方式，恰恰与他一生的工作理念高度一致。
围绕刘太格，最常被讨论的是新加坡公共住房，本地称“政府组屋”。这些建筑并不算美观——体量重复、立面简洁、装饰稀少，在视觉上甚至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的功能主义住宅。这种感受并非偏见，而是客观的审美。但若仅以“好不好看”来评价刘太格，显然低估他所面对的现实命题。在他的规划逻辑中，公共组屋从来不是建筑作品，而是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它所承载的不是设计表达，而是住房公平、社会整合与长期稳定。
这种克制并非能力不足，而是一种清醒的治理选择。一旦公共组屋被高度审美化、符号化，就会迅速资产化，最终背离“公共”的定义。因此，公共组屋被限定在一种不过分好看，却足够体面的形象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将新加坡公共组屋等同于苏联式住宅，并不公平。两者在形式上或许相似，但在制度基础、建造质量、公共空间以及持续更新机制上，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是高度理性化治理体系中的长期工程，后者更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急产物。
刘太格自始至终从未忽视美，而是将美从单体建筑转移到城市层面。城市秩序、公共空间、绿化系统与生活的可预期性，共同构成一种不张扬却持久的城市美学。这种美并不夺目，却足以支撑日常生活的稳定运行。
在一个常常高估建筑视觉冲击、低估治理成本的时代，刘太格留下的不是一种可以被轻易复制的“新加坡模式”，而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当城市必须承载几代人的现实生活时，美学究竟应当服从什么，又能坚持到什么程度？
刘太格有能力把公共组屋设计得更张扬，却选择让它保持克制。这或许不是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形象，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最贴近现实需要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