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位年长阿姨。她大概以为我是上班族，便随口问我是不是早下班。我其实还是学生，但她还没等我解释，就接着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幸福，可以出来做工。
我顺着话回应，说她这个年纪，其实也可以不必再辛苦工作，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没想到这句话让她立刻不高兴起来。她说自己以前在养老院做工，其实并不想退休，是工作单位嫌她年纪大所以不要她了。她接着说，现在想找份工并不容易，但她还是想工作。走出电梯前，她补了一句：“能做工是好事。”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常常把“退休”理解为一种奖赏，把“不必再工作”当作人生的理想状态。但在她的语境里，不能工作并不是解脱，而是一种被动的排除。她想要的，未必只是收入，而是一种仍然被社会需要、被承认的感觉。
从那次对话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工作”在今天的新加坡意味着什么。在政策讨论中，我们习惯用劳动力数据、参与率和生产力来谈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更多把工作视为谋生手段，或者人生阶段中迟早要结束的一段过程。但对一些人来说，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维持节奏、关系与尊严的重要来源。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机器人逐渐进入日常工作场景，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在咖啡馆里，托盘回收机器人开始取代人力。在大学食堂中，餐桌和地面的清理越来越自动化。中央厨房以规模化和标准化的方式，取代部分小贩档口。这些变化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现实：人手不足，以及用工成本持续上升。
从效率的角度看，这些选择并不难理解。机器人稳定、不疲惫，也不受年龄限制。在一个高度讲求效率和可控性的社会里，它们提供一种看似合理的解决方案。但问题在于，当我们不断强调“劳动力缺口”时，是否也忽略另一种现实：并非所有岗位的消失，都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工作。
那位在电梯里向我倾诉的阿姨，并不符合我们对“劳动力短缺”的想象。她不是不愿付出时间和精力，而是难以再被纳入一个以效率、年龄和性价比为主要标准的用工体系。对她来说，被拒绝的不是工作能力，而是被视为“不再合适”的身份。
类似的张力，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当自动化和技术标准逐渐成为衡量价值的主要依据，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反复训练和个人热情的工作，也开始被重新评估。无论是服务业，还是表演艺术，当“是否值得保留人力”成为核心问题时，人类工作的意义很容易被简化为结果和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能做工是好事”并不是一句保守或怀旧的话，而是一种提醒。它提醒我们，工作不只是经济活动，也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当社会结构和技术选择不断改变时，问题不只是如何填补劳动力缺口，而是我们是否仍然愿意为那些想工作，也需要工作的人，保留一个位置。
当机器人开始在咖啡馆里扮演清洁工的角色，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理解为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值得问一问：在一个越来越高效的社会里，我们如何看待那些仍然想通过工作参与社会的人？这个问题，或许比技术本身，更值得认真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