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留学中国的新加坡人，阅读《联合早报·交流站·解读新世代》于2月11日刊登的《国大成了旅游景点与成功想象》后，我希望补充另一种视角。
首先，文章一方面强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世界排名与国际声誉，另一方面却说名校不应成为成功想象的载体。现实是，名校的象征意义确实存在，它代表资源、机会与平台。承认名校的价值，并不等同于否认多元成功路径。
再者，文中将“望子成龙”的焦虑置于中国经济放缓和青年失业率上升等宏观背景之下。这些现实变化，无疑加剧社会竞争与不确定感，也影响部分家庭对未来的判断。不过，“润出内卷”或许还有文化层面的考量。东亚社会长期存在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中国家长关心子女前途与未来，这种对下一代发展的高度投入，是在历史文化脉络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特质。考取功名的“执念”，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于日本、韩国乃至新加坡。这既是社会流动的基石，也是通往更多梦想与道路的敲门砖。
我目前在北京大学留学，身边的同学来自不同城市和家庭背景，有些选择未来出国深造，也有些坚定留在中国发展。但鲜少有人把逃离经济环境作为首要动机。宏观经济当然会影响社会情绪，却未必直接决定留学选择。尤其对于顶尖高校学生而言，中国国内依然拥有丰富的机会与平台。学术资源、研究平台、专业匹配度、个人兴趣方向，往往才是决定是否出国的核心因素。
出国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它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成本、更复杂的申请流程、更长时间的不确定等待，以及进入陌生文化后的重新适应。语言、签证、身份认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主动承担风险的选择。
国大目前谢绝访客自行参观，同时校方开放让旅行社和旅游团预约“学生大使”免费导览服务。访客也可以自行付费，聘请“学生导览员”。校园设施承受压力，本质上是管理问题，不应简单归咎于访客。学校欢迎国际学生，以世界名校自居，必然会吸引大量参访者。既然享受排名与声誉带来的关注，也须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公共流量。若访客影响学生使用食堂与交通资源，解决方式应是更精细的分流与制度设计。以北大为例，除了严格限制师生的访客预约名额，所有的游学团都须要向学校递交申请，并在固定时段和路线内才能在校内活动。
带孩子参观大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体验活动，关键在于家长如何传达参访的意义。如果只是强调必须考上名校，那确实可能形成压力。但如果引导孩子理解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多元性，反而可以拓展视野。
名校可以是目标，但不应是唯一答案。留学可以是路径，但不应被理解为避难所。教育焦虑确实存在，但它的来源远比一场导览参访更深。与其批判谁在仰望，不如思考如何在开放与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作者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加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