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黄义强9月15日在《联合早报·交流站》发表的《别让非全日制学生为难》一文后，我深有同感。尤其是“大学成绩最应该反映的，是学生是否达到课程所要求的学习成果，而不是能否在指定时间、以指定方式参与学习”这一观点，触及成人教育的根本问题。
全日制学生以校园为主要学习场所，非全日制学生却同时承担工作、家庭和照顾长辈等责任。对他们而言，继续求学本身就是在多重人生责任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课堂出席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学习成果。
学生因工作、家庭责任或突发情况无法出席，并不代表没有学习。如果学生已通过其他合理方式完成课程要求并达到学习成果，是否还应因为缺席而被扣分？
当然，课堂讨论、师生互动和小组合作，对某些课程确实重要，尤其是语言、实验及实务课程。因此，“参与”有价值。但问题在于：出席是否就等同于参与？出席是一种行为表现，参与是一种学习过程，而学习成果才是教育的目标。若把三者简单画上等号，既可能增加成人学生的困难，也未必真正反映学习成效。
“同一把尺”也不一定就是公平。所有学生遵守同一个15%的规定，形式上看似公平，但不同人生处境所承担的成本并不相同。有人为了出席须要换班、请假，甚至另找人照顾家人。因此，大学除了问“规则对所有人是否一样”，也应问：“对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学生而言，这项规则是否合理？”
与其执着于15%的课堂参与成绩，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参与”。课堂发言、线上讨论、学习反思、小组作业、案例分析，以及完成课程指定任务，都可以成为学习参与的依据。
支持非全日制学生，并不意味着降低学术标准，而是要求所有学生达到相同的学习成果，同时允许他们通过合理而多元的方式，证明自己已达标。
标准可以相同，路径却可以不同。如果一名学生因工作无法参加实体课堂，却通过教学录像、线上讨论和课后作业达到课程要求，他的学习价值是否应因为缺课而被否定？
终身学习不是简单地把传统大学制度，移植到夜间或兼读课程中，而是要从制度设计上理解成人学习者的现实处境。他们不是学习态度变差，而是随着人生阶段改变，承担更多责任。
大学教育当然必须坚持学术标准，但学习过程可以保留弹性。课堂参与值得鼓励，却不应成为成人学习者必须背负的无形枷锁。毕竟，一个人在工作、家庭与人生责任之间，依然坚持完成大学学业，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