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旧岁月的南洋大学毕业生一代,很多都经历了坎坷的一生,但更多却奋发图强,在各行各业发光发亮,没有怨天尤人地控诉“系统性歧视”,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和社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求学期间,教育部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聘请了一批白人老师,来本地教英文。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华文教育尾声的学子,对这些洋老师所带来的文化激荡,至今才后知后觉。
细节已经模糊了,但在很多时候,洋老师对很多事情的说法,都让讲台下听课的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惊喜。当年语文教育的改制依然启动,但所就读的华校和所生活的环境依然是“华人”的——学校走廊和楼梯转角处,挂满了训育主任用粉笔苍劲写上的各类修身警句,“满遭损,谦受益”“礼多人不怪”“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课文和课外读物均是“孔融让梨”“人心不足蛇吞象”之类的道德故事,以及“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为人处世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