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士人风骨、宗师眼量 ——纪念余英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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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传来噩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已于8月初驾鹤仙去,刹那间整个华语学界哀声四起,人们以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影响远超学界的伟大学人。余英时于鼎革之际从燕京大学避乱香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后在哈佛大学跟随杨联陞先生接受系统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这种背景使他可以以现代学术取径来熔炼中国古代思想,其所得超出了传统中西学之畛域,故气势磅礴,能一新天下人之耳目。

余先生生前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与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其弟子可谓遍满天下,一代学术宗师之名诚非虚誉。故在晚年,他先后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以及首届唐奖“汉学奖”,可算是对其半个世纪关注中华文史与思想的肯定。

余英时先生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他早期受钱穆与杨联陞二位先生影响,主要研究汉代的思想与贸易扩张。与此时期的西方汉学家相较,对于传统中国材料的稔熟能详,再加上西方学术视角与方法的采用,使其研究对当代与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余先生的学术视野很快扩展到了对整个知识阶层的考察中来,这就是他可能最著名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先秦以降,社会知识下移是历史大趋势。在此过程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奴隶构成的阶层中,士人成为了由贵族向平民转换的枢纽。此阶层也承载了知识积累传播以及对于公共利益的人文关怀。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式的责任担当,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即使在新加坡的华人社群中,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士人精神的潜在影响。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只有当过去的历史与当前史相契合时,才能为我们所理解并产生共鸣。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之所以在华语学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则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处在夹缝之中,又努力寻求自身定位的现状有某种联系。也只有通过此书的阅读,我们才能理解余英时先生未必受当局欣赏的特立独行的士人风骨。在很多时候,他所做,也只能做的,就不过是以学术来追求某种对政治束缚的超越,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为知识阶层保留最后一丝惨淡的尊严。

此后余先生也关注近世儒家的嬗变,他梳理了宋明理学以降中华文化发展的思想脉络,尤其是通盘考察了从宋儒的“义理”之学到乾嘉“朴学”转变的思想原因。过去学界认为清儒的考据学兴盛乃是受西学影响,或者畏惧满清文字狱所致,余英时则认为其实是儒学史内在的自然发展过程,是义理之争向经典文本研究的自然回归。也正因为清代这种实证之学,又为中国接受现代科学方法铺平了道路,使传统的“士”转变成了现代“知识人”。

余英时与我故乡不过一江之隔,但用他自己的话则他“没有乡愁”。余英时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冷峻的批判主义精神。即使是对自己的业师钱穆先生,他也直陈其“有时太偏向中国传统,过分的理想化”,还表示对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先生等在理论上“陈义高远”,却又言行不一表示失望。

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余英时也持论公允,既肯定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也批评其总是慑服于政治威权,从而欠缺现代知识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对传统文化,余英时则努力挖掘其中所承载的普世价值以同现代文明接轨,力求证明只有现代与前现代之分,而民主、人权等并非独立于传统中华文化之外,中华文明中也就完全有“化传统为现代”的精神资源。

除学术研究外,余英时高调的自由主义主张,让他在海内外知识界之中独树一帜,这与他自少年时代就服膺胡适等为代表的民国自由派思想有关。对传统政治文化他痛加批判,指出虽然汉代号称“独尊儒术”,却放弃了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与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再加上黄老学的“愚民”与法家的“反智论”,就形成了残酷压制知识分子与自由思想的传统。这也是余英时在研究并热爱传统文化,而又时刻对之保持警惕的原因。

如今,这面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旗已然摧折,在公知早已在中国大陆被污名化的今天,不少知识分子对他的纪念,大概也可算是对自身的哀悼吧。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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