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之白：旧梦难寻《台北人》

今年是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出版50周年。笔者近日重温这部白先勇先生的代表作，与其所推崇的《红楼梦》相对照，和年少初读时相比，又增添新的理解。篇幅有限，只浅谈一二。

生动的语言和人物描写，是《红楼梦》的特色之一，《台北人》中处处可见学习与化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兆丽把朱凤“调理得水葱儿似”，语出红楼46回中王熙凤夸贾母：“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后文金兆丽“倚在舞池边的一根柱子上，一面用牙签剔着牙齿”，又与红楼28回“凤姐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的描写异曲同工；再如《梁父吟》中，雷委员称赞朴公的孙子“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凤声’呢”，则令人想起红楼15回中北静王对贾政称赞宝玉的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尹雪艳、金大班、朱青、娟娟、蓝田玉……每一个形象都跃然纸上，极富生命力，但又各不相同，如金陵十二钗般各展其姿。

既得其形，也得其神。与《红楼梦》相似，《台北人》的主旨远不止个人命运。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写：“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一部红楼，正面是风月繁华、儿女情愁，背面则是家亡血史、世道兴衰。《台北人》也同样有着“一声两歌”的内涵。美人白首、英雄迟暮，个体的悲剧，也是历史的血泪；人性的赞歌，亦为时代的挽歌。上海人、广西人、四川人，辗转流落，都变成“台北人”；辛亥、五四、北伐、抗日、内战，回首处，换了人间。《台北人》是台湾外省人的合传，也可谓半部民国史。军人、书生、舞女、名伶的悲欢离合不过是表象，那醒不来的旧梦、回不去的故土，才是时代的悲剧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