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这一代“七零后”，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这是流行音乐和电视娱乐文化主宰的时代，对于西方，一般都有积极的憧憬和向往。在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对于中西对比极为敏感的父母，更是容易把“出国”的希望寄望在这一代人的身上。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过多，经济远比西方落后所造成的焦虑感到处蔓延，知识界甚至一度声称，中国可能被“开除（地球）球籍”。

当笔者在1991年进入大学时，改革开放处于暂时的低潮，但是对外界的兴趣和向往并没有消退。在笔者所在的学校和专业，每个学期都有来自英语国家的外籍教师，全职对我们进行分项的英语训练，其中包括日常可以自然接触和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读物。

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教师为我们带来更为活泼的教学方式，比如在教室里环坐成一圈讨论，轮流的英语口头时事报告（记得有一次我的报告内容是当时轰动一时，一名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挨鞭刑的新闻事件）、英语辩论等。有的教师也和学生建立了不错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