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奕婷:你是哪一种三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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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里的一个三文治,被不同的需求挤压着。(档案照)
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里的一个三文治,被不同的需求挤压着。(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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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求成为包容社会的一分子之际,我们是否能更平和地看待和认可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楚,并对他们的处境给予体恤,而不是马上训斥否决?

在今年财政预算案声明未出炉前,我在《联合早报》面簿上看到一则留言。留言者申诉自己和丈夫的总家庭月入1万多元,超过了能购买预购组屋的月入顶限,所以被迫住在私人公寓。因为须要载送两个孩子,他们拥有一辆欧洲品牌的汽车;加上孩子要上补习班、增益课程,家庭负担不小,希望政府也能照顾他们这一群,给予更多援助。

不出所料,这则留言下方吸引了连串负面反应,不是冷嘲热讽,就是直接批评,主要就是指申诉者收入显然不低,明明是个人选择住私人公寓、买贵车,过开销大的生活,还嚷着要政府帮忙。

以新加坡住户家庭月入中位数为9520元来看,一个月入超过购买新组屋1万4000元顶限的家庭,已经算是中上阶层,还抱怨政府帮助不够,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让许多人不谅解,出言嘲讽。话虽如此,退一步想,若非处于花钱不用想的富豪阶级,在各种生活需求和本身有限资源之间,绝大部分的人都难免会有钱不够用的吃力感,尤其当前物价腾飞,社会不同阶层或许都有类似的感受。

说穿了,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里的一个三文治,被不同的需求挤压着。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一般夹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在家庭中,卡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面夹攻困境;在工作上,处于上司和下属之间腹背受压,总要确保如何不会变得里外不是人;就算面对自我,也常常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要选择做个简单便宜的白面包三文治,还是当个高档贵气的天然酵种黑麦面包三文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夹心程度,但以同理心去看,大家其实都难逃“同是天涯夹心人”的宿命。

我们常说希望新加坡是个包容的社会,而对于底层同胞的挣扎求存,不难见到普罗大众的温情相待,也接受政府必须给予不幸的一群更多援助,甚至自己也乐于施援。不过,面对中等及中上阶层对生活叫苦,同等的包容显然就比较罕见了。

诚然,收入较高的家庭需求往往较多,包括一些非一般人认为的“必需品”,如私家车、儿童增益课程、上餐馆用餐、更健康的食材等。要政府动用公款来帮助应付这些必要性见仁见智的生活需求,也有违公义。然而,希望提升生活水平乃人之常情,力有不及时衍生不满和提出援助的诉求也可以理解。毕竟政府的援助触角,这些年来已延伸至更大层面,不少补贴也惠及月入不低的中等收入家庭,无形中推高了人民的期待值。

所以,在力求成为包容社会的一分子之际,我们是否能更平和地看待和认可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楚,并对他们的处境给予体恤,而不是马上训斥否决?这样的气度是一个真正包容的社会所应具有的。

然而,宽以待人不代表不能严以律己,我们宽容地对待他人的诉求,不意味着不能严格地审视自己的要求。财政部长黄循财最近在国会针对物价上涨问题发表部长声明时,一方面宣布推出针对性措施,帮助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另一方面回绝了一些希望政府减少燃油税,或提供津贴缓解近期油价上涨的诉求,理由在于避免变相资助驾驶私家车的中高收入群体,因为社会中上阶层的拥车率远超低收入阶层。

这也直接反映出一个值得全民反思的问题,即每个人在提出任何援助诉求前,是否能更有大局观,而不仅是聚焦自身的得失?

首先在于诚实地自问:我们真的需要这个援助吗?当然每个援助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作用,政府给钱更是永远不会嫌多,但问题是一个对自己仅是感觉良好但帮助不大的措施,背后牵涉的资源和成本,可能是巨大的社会集体负担,况且自己占了一份,也可能间接减少了更有需要者的所得。

再说,所有援助都必须有人买单,倘若我们总是抱持“不能少了自己那份”的心态需索无度,作为一个国家,恐怕迟早会陷入无以为继的困境,结果必然是全民得一起承受更高的赋税。因此,在提出要求之前,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日后去承担?即使不是自己直接买单,不要忘了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

随着内外环境的各种改变,总理接班人黄循财从发布他的第一份预算案声明,到出席获正式推举后的第一个记者会,都一再清楚重申国家和人民向前行会面对的艰巨挑战。但这个国家将来的面貌不只是由掌舵人形塑,在更大层面取决于人民的集体素养,当中包括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援助需要,以及看待本身需求的态度。

(作者是《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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