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任君:怀念郭宝崑的空谷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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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正当排他性的“身份政治”的影响西风东渐,在本地也甚嚣尘上之际,宝崑当年的洞见与实践,就益发显得超前了。

近日走过滨海艺术中心时,看到它旁边动工多时的一栋濒海建筑已赫然成形,傲然矗立,不禁想起离世已有20年的国宝级戏剧家郭宝崑。

这栋新楼是滨海艺术中心拖延了20多年迟迟未建的中型剧院,两个“榴梿”之外那个三缺一的第三个翼楼。当年在筹建艺术中心时,原本计划建造一个有2000个座位的大型剧院、一个有1600个座位的大型音乐厅,加上一个可容纳大约600人的中型剧院和几个小剧场。但在1994年,鉴于工程太大成本太高,政府决定分两个阶段兴建,优先建造大型音乐厅及剧院和小剧场,而中型剧院则无限期展延。

这个决定引起了本地艺术团体的不满,因为新加坡的中型剧院供不应求,艺团演出往往一院难求,如今好不容易盼到这个位居要津的标志性国家级艺术中心的到来,却又突然决定不建中型剧院,当然非常失望。

郭宝崑更是气愤难平,他严厉批评政府只顾吸引国际大型艺术团体前来演出,只想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国际艺术中心”,却不重视本土文化艺术的发展,不照顾本地挣扎求存的表演艺术团体。

结果抗议无效,政府认为中型演出场所不足的问题还是可以设法应付,维持原判,先建两个大的,因此就有了“三缺一”的遗憾。更遗憾的是,滨海艺术中心在2002年10月12日开幕启用时,宝崑却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力争中型剧院终成形

现在,时隔20年,这个称为“新电信水滨剧院”的中型剧场终于在宝崑离世20年后才姗姗来迟,将于今年10月开幕。

滨海中型剧院这一整整20年的拖延,对本地表演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不得而知。但平心而论,滨海艺术中心成立这20年来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它并非当初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变成一个只属于精英阶层的文化殿堂,而已成为一个广大国人喜爱而且有份参与的文化艺术场所,也吸引了很多旅客。其实在两个大表演场演出的,除了无数“跑码头”的外地团体之外,也包括不少本地团体——不只是新加坡交响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和新加坡舞蹈剧场这类政府支持的国家级艺团,许多本地民间文化艺术团体也有机会在两个大表演场登台,面向更多观众。

但宝崑当年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他一向认为政府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文化资源,却没有适当运用。针对滨海艺术中心,他不只是批评中型剧院的搁置,也批评政府将6亿元的预算资金,主要用在硬体建设和管理人才的培训,却忽略了艺术表演内容和内涵的培育,而这对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才更重要。

无论是以艺术工作者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宝崑都是一贯如此仗义执言,也直言不讳。他的批评有时还相当严厉,甚至刺耳。但他的动机是无私的,目的是高尚的,态度是诚恳的。其实他也不是只针对政府或政策,对民间文化机构或文化界负责人,他也是“一视同仁”,时常如此坦率批评。我本身就曾尝过,当时感到很不是味道,但在他走后20年回想起来,却是“回味无穷”。

我和宝崑谈不上深交,只能说是他的忠实观众和读者,但由于他的公知和新闻人物身份,时常和他有交集。宝崑对文化界的朋友要求很高,希望他们和自己一样严肃认真对待文化事业,对我这个媒体人当然也不例外。作为《联合早报》的一名诤友,他不时会打电话给我,对早报的报道或不报道,或者报道的方式、角度、态度、深度等,提出意见,但更多是作出批评。我们偶尔也会当面讨论国家社会和文化媒体等方面的问题。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他创办的“电力站”艺术之家开业不久,我们站在电力站的花园里,足足谈论了将近一个小时,谈到一些课题时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旁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

他认为,我作为早报的一名负责人(我当时还没担任总编辑),有责任大大加强早报对文化艺术报道的广度和深度,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地的文化发展。我告诉他,早报是份全面性的主流报纸,有本身的定位,照顾面必须很广,加上版位和人力等各种局限,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不能对我们有过度的要求。他听后很不客气地指出:“报章合并之后,华文大报就只剩下你们一家,早报是个重要的华文文化机构,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掌控了这么多资源,你们怎么可以不在推动文化的工作上做得更多一点、更深一点?这本来就是你们应该肩负的责任!”

醍醐灌顶的诤言

那场“即席辩论”当然不会有结果,就像对许多政策课题一样,我们很少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这样敢于当面直陈的朋友实在可遇不可求,令人敬畏;而他那番话也确实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对我是一种启发,也是一种鞭策,使我更加意识到早报在推动文化方面的责无旁贷,以及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宝崑虽然已经离开20年,但我对他的诤言一直铭感于心,对他的记忆挥之不去。那天看到他当年力争的滨海中型剧院终于成形,不禁睹物思情,怀念起他来。刚巧上星期天有幸参加他创立的南方艺术团的一个活动,又唤回更多对他的千丝万缕的回忆。

五一劳动节那天,南方艺术团为成立50周年出版的纪念特辑《顽岩缝中吐芬芳》举行发布会,会场就在宝崑创立的实践剧场。我一踏进去,就被“南方”大家庭那种浓浓的伙伴情深深感染了。令人感佩的是,这群当年“热火朝天搞演出”的青少年,为他们的艺术理想燃烧了青春岁月,但50年后鬓已星星甚至华发苍苍之际,却还是余烬未消,而且意犹未尽,不但没有放弃理想,还在准备重新出发!让人惊喜的是,会场上也看到南方新一代的亮丽登场,可见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要让南方的薪火传承下去。

这场发布会主要是为纪念南方艺术团成立50周年,不是纪念宝崑逝世20周年,但作为南方的灵魂人物,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深深感觉到他巨大身影的存在,感受到他的精神弥漫在会场每一个角落,留存在每个南方人的心中。

南方/实践大家庭以及它们开枝散叶后所播下的种子和衍生的产物,有个明显的集体烙印:它们都是宝崑留下的珍贵遗产。

但宝崑留下的文化遗产又岂只是南方和实践而已,也不只是华语剧场。他本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在发展新加坡多语文剧场方面的努力,以及对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的大力推动,都是他对国家社会的重大贡献。他曾经如此赞叹多元文化之美:“文化不论是二元或多元,越往深处想,你越会发现它们之间其实是相通的,而且层次越深,联系就越紧密,越是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就越显得分离。”

电力站艺术之家就是他建立的一座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来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不同艺术类型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个互动和交流的平台和空间。

他是一个坚持实践多元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方面也是个先行者。今天,正当排他性的“身份政治”的影响西风东渐,在本地也甚嚣尘上之际,宝崑当年的洞见与实践,就益发显得超前了。多元文化的建构,无疑是对身份政治入侵的一道重要防线,可惜在宝崑走后,这个艰苦的征程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

文化必须是经济建设基础

宝崑坚持的另一个信念是:文化必须是经济建设的基础。

他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过这个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一个研讨会上,对一位经济学者的论文做出的讲评。他说:“我有个隐忧,那就是如果我们不在文化上改变策略的话,不在文化上及时作出重大投资的话,可能我们将来的经济优势也不大容易维持下去。如今全世界进入了所谓‘资讯时代’,而经济的优势掌握在善于运用资讯的国家手里。也就是说,知识是经济高低的一个指标,而知识的高低就是文化的高低,文化的厚薄,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化已经直接成为经济的主要内容了。”

他接着指出,我们须要在技术投资之外加上一项文化投资,“而这个文化投资项目,必须要提升到最优先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旷课太久了。我们要补课,所以我们要做特别重大的投资。”

但宝崑的这个呼吁却有如空谷跫音,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响。建国以来,“经济优先还是文化优先”的辩论结果在国家层面上从来是毫无悬念的,只有在学生辩论比赛中,“文化优先”才有可能偶尔战胜“经济优先”。

这样的思维从建国一代延续到即将接任的第四代,一脉相承,也似乎一成不变。从第四代领军人物黄循财5月1日出席全国职工总会的劳动节集会时的讲话,就可看出端倪。他宣布第四代团队不久后将正式推出一个全国运动,就经济、医疗、住屋、教育等广泛课题聆听各界心声,集思广益,目标是制定名为“新加坡前进”(Forward Singapore)的议程,作为我国下一个10年及以后的路线图。

不是吗,议程中又不见文化。

如果宝崑今天还在,他肯定又要站出来疾呼了:我们已经旷课了这么久,怎么文化还是缺席呢?!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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