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居住区进入所谓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分类管制后，居民日常生活的自治管理，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全方位负责的任务。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将近400万，而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人员仅30万。全城封控将400万服务人员的工作量压在30万政府管理人员肩上，难度可想而知。居委会人员配备严重不足，也没有商业服务的专业训练和经验，仅仅安排组织核酸检测就已手忙脚乱，根本无暇全面顾及民生，热线电话形同虚设，居住小区封闭引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恐慌。
市场关闭和政府缺位首先触发居住小区的社区精神和邻里互助。如同所有大城市的新建私人住房小区，邻居相互之间几乎都不认识，居民背景多元，新上海人和专业人士居多。业主微信群主要用来交流信息，偶尔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更多是提醒邻居减少噪音等等，从来没有要见面的意愿和必要，也没有刻意要搞好邻里关系，是真正的城市化匿名社区成员组合。
芝加哥社会学派认为，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城市社区成员匿名身份（如只知道住在X号XX室的邻居）与乡村村民具体身份（如王大叔、张医生、李裁缝等）的差别。政府供给食品严重稀缺，社区居民被迫通过微信群自发组团团购，多元背景市民的不同能力成为不可或缺的优点。面临危机不靠政府，市民组织起来自救，不就是城市规划倡导的韧性城市？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韧性城市，更需要自发组织的市场机制，而不是等待政府的计划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