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生:文化传承和方言问题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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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报章谈论有关文化传承和方言问题,引发许多跟华语学习相关的讨论和观点。借这个机会,我想对文化传承和方言两个焦点问题,申论个人观点。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具有多层次的内容和概念。概括地说,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范畴:一、思想意识;二、典章制度;三、文史认知;四、科技知识;五、表演艺术等。单从思想意识方面来说,就可以分高低层次,如“孝顺父母”“尊老敬贤”“宗乡亲情”“风俗礼节”等观念,比较浅显易懂。高层次的思想意识,如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仁、义、礼、智、信”等思维和价值观,学理比较深奥,不容易融会贯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既广且深。在历史长河中,以不同的形式和管道,体现了丰富多姿的内涵。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不可能太过简单化,以为读了几篇华文,就可以掌握中华文明的精髓。个人认为,文化传承的渠道,既有阶段性,还要讲究文化内涵的高低层次和复杂性。所以,文化传承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如此博大的文化系统,华族社群的文化传承,当然不能全盘照搬,选择性地保留既有华裔特色又适合新加坡国情的文化成分,作为全民共识的一个部分,是必然的抉择。

家庭教育的启发作用

孩童在幼年阶段,即入学前六岁以下,生活空间比较狭小,主要跟父母和兄弟姐妹,有最频繁的接触。在这阶段,家庭是他们的生活中心。他们天天面对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姐妹血肉亲情,家庭观念从此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所以,这个时期的孩童,通过家庭教育熏陶,养成重视家庭的传统意识。家庭观念的扎根,对孩童今后的文化认知,是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小学阶段,华语文的学习刚刚开始,一般比较着重语言技巧的训练,很少涉及文化课题。这时候,学童的生活空间已经从家庭扩大到学校和家族范围。通过常年的佳节庆典、喜事聚会、亲戚交往等,如春节团圆、清明扫墓、宗亲团拜,学童对有关宗乡和亲戚关系,如爷、奶、公、婆、伯、叔、婶、姑、表、堂的关系和称呼会有一定的认识,并由此而产生坚忍不拔的宗亲互助精神和凝聚力。这无疑是进一步强化传统文化意识的一大支柱。

进入中学后,随着华语文能力的提升,以及华文教学贯串了选择性文化课题,学生对传统思想意识和文化认知,已经从口头讲述转化为读写层次。他们对一些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理念,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助人为乐”等形而上的传统意识,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学生也可以从亲友的交往、课外阅读和各种视听和广播节目中,提升文化认知。之外,学生还会参加校内外许多华族非物质文化活动。经过中学阶段后,学生有机会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完整性。

由上可知,阶段性文化传承有多管道和多样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认知有多深厚,就得看个别学生的修养造诣了。家庭教育带给孩童的正面影响,是个不争的事实。不论家庭用语是方言或华语,都可以顺利完成上述几个阶段的目标。问题是,如果幼年时期和小学阶段的家庭用语是英语,这些孩童有文化传统熏陶的机会吗?文化传承如何扎根和发展?年纪大的,一律称uncle或auntie,年纪轻的,统统叫brother或sister,让孩子如何辨识宗亲关系和辈分地位?我想,文化断层之所以产生,已经是无法躲避的现实。

共通语和母族语文的语用调查

英语是新加坡官方语言,也是四大民族的共通语。华、印、巫裔有他们各自的语言作为母语。华族的语言除了华语,还有六大方言。讲华语运动之后,华语已登上华裔共通语的宝座。共通语的最大社会功能,就是作为各族群或者不同方言社群的沟通桥梁。

方言是宗乡社群的文化纽带。方言的文化脉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传承宗乡社群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二是主导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两者紧密结合而形成一个文化整体。如果缺了其中之一,整体的文化积淀就支离破碎了。所以,共通语和方言,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关键问题是:单一的共通语——英语,可以代替各个族群语文,肩负文化传承的特殊任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新加坡奉行双语多文化国策,60年前已有先见之明。

随着客观语用环境的改变,英语一枝独秀,成为新加坡政治、经济、学术和行政的强势语言。一些失去母族语文的族群,俨然已经把英语等同母语看待。英语和母语的文化定位已经把共通语和母语混而为一了。

华裔的语用环境比较复杂,有些家庭仍然沿用方言,有些华语和方言混用,有些年轻华裔,完全弃用华语和方言,后者人数统计近73%(2019年)。根据2020年新加坡统计局的人口普查,英语已经取代华语,成为国人家中最常说的语言。请看下表(联合早报2021年6月17日):

    2010年   2020年

其他语言  2.3%    1.4%

淡米尔语  3.3%    2.5%

马来语  12.2%    9.2%

华语方言 14.3%     8.7%

华语   35.6%   29.9%

英语   32.3%   48.3%

这个统计数字,标志各族群10年来语用环境的变化。统计显示目前华语还没有进入生死存亡的临界点,也许还有鲤鱼翻身的机会。但方言的表现,犹如夕阳西下,不堪卒读了。如果任随三大族群语文走势继续衰落,新加坡走向单语化的社会,真的不是令人惊讶的历史必然。

正确认知语言的社会功能

关于语言的社会功能,目前仍然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有人认为:多语现象会造成意见众多和分歧,是国民团结的一大障碍。这个推论我认为纯属个人臆测,世界上还找不到任何案例。语言是沟通思想意识的工具,是不具黑白是非的载体。真正影响人的行为动力,是潜藏在语言里的主体思想意识。把工具看成是主动力量,那是首尾倒置,显然混淆了因果关系。

美国号称世界文化大熔炉,在英语大一统200多年后,目前仍然面对种族歧视的严重问题。英伦三岛人们都说英语,怎么苏格兰和爱尔兰要闹独立?新加坡如果只用单一语言——英语,全民就会团结一致吗?中国除了普通话外,还有七大方言区,会不会因此而分崩离析为七个国家呢?同样的道理,不论方言说的是什么内容,就片面确定方言会造成新加坡华裔族群的分裂,这种推论是否言过其实呢?

追根究底,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看成是新加坡建国理念的终极目标,始作俑者可能是主张单一语言文化论的群体。2020年1月2日,《海峡时报》刊登了国大讲师陈美英的一篇专论《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English, mother tongue and the Singapore identity)。她在文章里特别强调英语教育可以“避免种族、社群和宗教沙文主义所带来的灭绝的疯狂”,然后取得全民团结。意见是否偏颇,读者自有公论。基本上,这个观点已经完全脱离了双语多文化的原则和框架。

方言是华裔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和工具。近年来,新加坡华裔非物质文化活动的沉寂,表面看来是接棒人手短缺、观众反应冷谈疏落,或者缺乏表演基金等因素,事实上跟方言的消失似乎有直接关系。我之所以有“方言的消失,肯定会削弱华裔族群的文化积淀,造成族群文化内涵的空洞化”的评论,目的是为方言争取合理和平衡的发展空间,避免产生“偏颇”的错漏。

关于标准语(普通话)和地域方言的发展问题,中国学界经过长期的研讨,基本上已经取得一个平衡发展的共识——普通话和方言应长期共存,并行不悖。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王宁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无论从语言科学的角度、实用的角度还是社会国家的角度,把推广普通话与方言对立起来都是没有必要的。……在教育、大众信息传播和对外口语层面上要坚持普通话的推广,不能动摇,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不需要过多干涉方言的发展,要给方言发展的空间。”

全体华裔国人对讲华语运动都热烈支持,所以取得辉煌成绩。回头再看运动的响亮口号——“多说华语,少说方言”,虽然说不上是“对立起来看待”,但也不至于并行不悖吧?也许,重“华”轻“方”,应该是最适当的评价吧?

(作者是退休语文教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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