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来，报章上讨论与华文相关的课题，必会引起热议，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分析导致华文程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历史原因；另一则是以个人的学习经验和对现况的接触，对华文老师、华文课程和教学方式提出意见。那是“华文”这一科的“特殊待遇”，学校里其他科目学不好，一般都是与学生自己的智力、勤奋与否，以及方法对错相关，“华文”就不一样。华文老师受到的关注、承担的压力特别大。

平心而论，现在教育部负责母语政策和课程的部门，都想方设法、使出浑身解数来改变华文教学，为华文进行“形象改造”。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等等，都投入大量资源让华文学习轻松有趣，在学校里营造气氛，期望学生爱上华文，以学术结合实践来推动教学改变。

我毕生受惠于华文老师的教诲，走出校园后，对华文的问题很关切。现在，我还多了一个身份——作为雇主，是新加坡华文教学“成品”的接收者。上个世纪90年代末，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长的杨荣文主张培养华文精英，确保国家有一小部分“精华”。我必须说，个别程度比较好，甚至双语能力特别强的新一代记者，还是有的，不过那是稀有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