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当防疫成了一笔大生意

冠病疫情发展到今日，已完全超出纯粹医学与防疫学的科学领域，它不但越来越成为一种综合政治制度层面上的较量，不同国家把本来应该非常单纯的医学问题，当作是对自身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测试，更会因为疫情潜在的“经济价值”，而使之越来越脱离应该行驶的轨迹。

《联合早报》5月23日报道，北京市一家名叫“朴石医学检测试验室”的机构，原始检测数据明显少于样本检测数量，警方因此介入，控制了六名涉案人员。很多人看到这新闻可能一头雾水，简单来讲，就是这家实验室根本没有全部检测样本。这一方面可节约大量人力与物力开销，另一方面又可以让一部分人假阴性，从而继续在社会面上慢慢传染。这样既压缩了成本多赚了钱，又养了未来不竭的财源。

经常有人强调，冠病防疫要以生命为本，不能光算经济账。但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每天吃喝拉撒要用钱，检测防疫与具体医治也都离不开钱，“利”字就在其中。这家医学机构报“假阴性”是为了生意，其实报“假阳性”又何尝不是生意？早在5月9日，上海就曝出了“假阳性”事件。因此凤凰网在16日还特别发表了《“假阳性”频现，国内超100家核酸检测实验室不合格，如何排除？》的深度报道。其中援引了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的数据，中国共有105家实验室的核酸检测不合格。与此同时，虽然理论上核酸的准确性极高，但因实际操作中难免的人员失误，以及病毒本身存在潜伏期等，就使实际检测准确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因此，这就成了反复连续全员大规模核酸的逻辑基础。当然，我们知道归根到底还是对于清零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