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发展最快的阶段，都发生在政治比较宽松的时期。比如晚清、民国的“黄金十年”（1928年至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50年代（大跃进前）和改革开放的头30余年。前两个时期的“宽松”来自政府控制力的耗散和不足；1950年代前期大一统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源自经济上的市场化、计划经济的解体和政治上的“放权让利”。当下中国正进入一个可能相当长的“收”的时期。经济上的“收”尚未定型，但政治上新的大一统体制的细节已基本清晰了。
虽然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收”几乎不可避免，但中国也同时在经受“高峰性格效应”。最高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里，对政策有广泛的影响。例如邓小平“举重若轻”，属于“放”型，于是在他的方针路线下，我们看到一个龙腾虎跃的改革开放局面。毛泽东也“举重若轻”，并且还带有浓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统治期间出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目前中国面临的是“举轻若重”和大规模制度建设所带来的“收”“压”“控”的效应。所带来的组织化的提高，在世界进入“百年巨变”动荡期中有优势，但如何在“收”中定型一个有充足活力和创造力的制度安排，是个巨大挑战。
造成大跃进和文革那种民族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内信息流通的失真，给决策者和全民造成的假象。官方宣传机器总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社交媒体时代应该是意见观点多元化，但旧传统仍然强大，它系统性地删减不同声音，再加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就形成不健康的政治正确的舆论环境。发表不同意见不光会被上边删帖，还会被周边“社死”，自我审查成为一种斗争艺术和求生的文化。在缺乏全面信息和充分讨论中形成的“民意”，必然会对大政方针有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