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交流”并非万应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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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和当时是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在洛杉矶郊区南门的一所国际研究学习学校出席活动。(法新社)
2012年2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和当时是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在洛杉矶郊区南门的一所国际研究学习学校出席活动。(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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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10年前参加一个赴台湾观选的华裔学者代表团,在台北参加的一场座谈会上,台湾的会见代表拿出当时的民调,显示台湾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比率已经大幅下降。笔者提问,对此有何办法?对方回答,须要加强交流。团中一位多次去中东实地调研的学者事后私下调侃说,交流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交流这么多年,不也还是那样。笔者说,大陆到香港、台湾的自由行当时已经开放了好些年,交流也是交流了,但麻烦和冲突却也随之而来。看来,泛泛地谈交流,似乎无法回答所有问题。

谈“交流”让人难以反驳,因为“交流”似乎占了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假如不交流,难道只能对立、隔绝、敌视?但是,在肯定交流的价值和必要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实中的局限;否则,至少在认知的意义上,会面对越来越多无解的疑惑。

例如,美国和中国相互隔绝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关心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只要政治气候松动就想尽办法访问中国,不行就通过香港来了解中国?笔者在研究生时代,在美国卡特中心的吉米卡特总统档案中,亲眼目睹寄往白宫的大量民间信函敦促中美建交。当两国之间的相互旅行、留学、商务往来已经超越几十年前不知多少倍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何以反而大幅上升?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交流盛况不可谓不空前,然而几十年过后,除了回忆的余韵,又有几许对现实政治、现实观感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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