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提高共产党向心力的手段而受到重视的，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引导。如果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渗透到以年轻人为主的人们心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的价值意识将发 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方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
世界瞩目的中共二十大于10月22日闭幕，公布了政治方针和中央委员人事名单。在次日的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立的新领导班子，总书记习近平实现了三连任，开辟了长期政权的道路。这意味着重视毛泽东时期造成巨大混乱和挫折的教训，而产生的“基于制度的权力更替”体系，宣告结束。另外，政治局常委的四名新成员皆为习近平亲信，由党的排名前24人组成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很多是与习有个人要好关系的所谓“习派”。另外，由于李克强、汪洋等与习近平同时代的政治领导人卸任，新领导班子中没有能和习近平唱反调的人。总的来说，这事实上接近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党代会上反复提及的绝对化习近平权威的口号“两个确立”，并没有记载在22日通过的修订版党章中。尽管当天通过的大会决议对“两个确立”强调说：“全党必须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取而代之，党章上记载的是“两个维护”这一意味着对习近平和党中央表忠诚的口号。
“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明确表明党中央是统治的主体。也就是说，通过党章只记载了“两个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体制”的说法得以维持。另外，大会前被提及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的职位没有恢复， 党章中没有使用“习近平思想”“人民领袖”等提高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词语，同样避免了将习近平定位为统治主体的表述。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威下降了。党大会结束后的27日，七名常委访问了被称为 中国革命“圣地”的陕西省延安市，在回归跨越苦难时期的“延安精神”初衷的同时，也上演了强调 常委会成员一体性的一幕。可以认为，通过提高一 体化党中央的重要性，反而间接提高了始终站在领导班子中心的习近平的权威。也就是说，在保留集体领导体制形式的政治结构中，习的个人权力得到了强化。
以这种形式维持的集体领导，为排挤非习派政治对手的可能，提供了方便。在16日开幕式上作活动报告的习近平，回顾过去五年“是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的五年”，强调有“外部讹诈、遏制、 封锁、极限施压”。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表现出对国家安全保障的危机感，从“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主张中，渗透着需要强大领导能力和能发挥作用的党运营团队的意图。习近平可能以“领导班子的团结”为口号，对晋用和自己走得近的人，加以正当化。
习近平体制的正统性从哪里体现呢？从党代会的讨论中浮现出来的，是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领导人形象。在这次的报告中，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用这个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将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宣布，后来归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也就是说，习近平立基于毛泽东思想，让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被定位为完成 2049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领导人的地位。
这是将过去依靠历史认识（过去的功绩）和经济发展（现在的功绩）的共产党的正统性，转移到社会主义具体化（未来的功绩）的尝试。但是，在吸收了各种既得利益层、党员人数超过9600万人的中国共产党中，很难调整任何地方都不出现不满的利害关系。如果习近平领导层高举社会主义“共同 富裕”的旗帜，强行进行财富再分配，恐怕会招致共产党的向心力下降的结果。
作为提高共产党向心力的手段而受到重视的， 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引导。在此次报告中，习近平从“少年强，则国强”的前提出发，阐 述了“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渗透到以年轻人为主的人们心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的价值意识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方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
（作者是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