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社会来看,这样的尺度还有点“没大没小”,在北京却可以如此发生,那恐怕不是因为香港记者崇尚新闻自由,而是与江泽民的开放与包容,愿意与香港记者这样互动有关。我跟从北京回来的同事吃饭时,从作为一个老记者的记忆中摘出一些片段,与她聊着上周逝世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事说,那些时代集体记忆,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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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社会来看,这样的尺度还有点“没大没小”,在北京却可以如此发生,那恐怕不是因为香港记者崇尚新闻自由,而是与江泽民的开放与包容,愿意与香港记者这样互动有关。我跟从北京回来的同事吃饭时,从作为一个老记者的记忆中摘出一些片段,与她聊着上周逝世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事说,那些时代集体记忆,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