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社会来看,这样的尺度还有点“没大没小”,在北京却可以如此发生,那恐怕不是因为香港记者崇尚新闻自由,而是与江泽民的开放与包容,愿意与香港记者这样互动有关。
我跟从北京回来的同事吃饭时,从作为一个老记者的记忆中摘出一些片段,与她聊着上周逝世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事说,那些时代集体记忆,她都没有。
有的,若干年后她跟再年轻一些的同事聊起她工作以来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她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和时代的关系。到时候,她或许也会体会,“时代集体记忆”之外,选择记忆的方式和内容,其实还是跟个人的经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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