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曾昭程和报人李慧玲先后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大陆是漂浮的岛屿——新加坡、1990年代与王安忆南来寻根之旅的启发》（2022年11月21日现在副刊）和《新加坡还想在华语世界扮演积极角色吗？》（2023年1月7日言论版）两篇宏文，笔下流露对新加坡华语与文化前景的关怀。昭程在文末道出“事情也可以完全不那么悲观”，对于“新加坡在失去更多之前”有所期盼；慧玲则忧心随着讲华语的文化倡导者和践行者数量的减退，文化底蕴与文化视野一旦消失后，岛国华语及文化的命运。
两位的论述，让我滑入历史的时光隧道里，捕捉我比较熟悉的两次世纪转折时段，新加坡热闹的文化场景。最远一次发生在19、20世纪的交替，最近一次来到20、21世纪的拐点。那两段日子，新加坡在华语世界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缔造了文化的璀璨时刻。就因为曾经拥有，慧玲才会发问：“新加坡还想……吗？”
19世纪末叶，中国驻新领事和南来的儒商文士，以及一群海峡华人知识分子，怀抱着华化南岛的意愿，致力于文化的拓荒、耕耘和传播，不仅洗涤小岛的荒气，还推动新加坡、南洋、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左秉隆领事的会贤社，聚集了上千的读书人为文写诗，开创了文化风气。移居新加坡的举人邱菽园，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被誉为“南洋第一诗人”，定居数年即士友成群，诗友数十，还结交不少晚清重要的新派诗人，如康有为、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他倡立文社学会，借用报章，构筑新马与南洋、香港、广州和上海等各地诗人名士唱和的平台。新加坡因而成为南洋诗坛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