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宗乡组织的身份焦虑与角色转换

去夏移民局为简化电子出生纸的内容，略去父母籍贯等，引起不小的争议。此后经过社会舆论的不断发酵与讨论，当局最后决定收回成命。对此我认为，这反映了本地华人宗乡社团以及个人的身份焦虑。因为对于地缘性社团而言，抽掉了籍贯标志，就剥夺了自身凝聚力的根本要素。比如本地最具代表性与实力的福建会馆，入会还是要求申请者的“父亲”必须为福建籍。一旦无法，或者很难证明个人的籍贯来源，旧有的排他性地缘体系就面临彻底崩塌的危险。

籍贯的重要性，团体往往比个人更敏感。本地年轻人中，不少已对旧籍概念印象模糊。尤其是落地生根多代后，对原籍的记忆只剩下父母出生纸上的汉字。籍贯对于拥有资源的宗乡社团更具有意义。像我这种来自非传统新加坡人祖籍地的新移民，若加入新移民组织则所受地缘限制极少。说到底还是因为即使加入这些纯粹带联谊功能的新移民团体，并无多少“实利可图”。但如果要加入拥有很多附属名校且“有钱有势”的福建会馆等，则难如上青天。可见，本地的主流宗乡组织对籍贯更敏感。政府淡化籍贯意识，固然可能会让本地华人失去对文化传承的直观提醒，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眼前的直接威胁。

籍贯对于当代人的有形作用至少没有过去那么大，但处在早期异域移民社会中的人群则非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使人们只能通过乡情、亲情来抱团取暖。新马地区从17世纪起，形成了以义山、宗祠为雏形的互助组织，它们联络乡谊，为乡亲服务，并最终由于殖民当局的间接统计方式，又有了基层自治的管理性功能，并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像抗战期间，本地侨领一声号令，各界华侨就可以动辄百万元计地大额募款来支援中国前线。此时的华侨社团，也与故国存有很强的跨国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