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网站先后刊出两篇文章，戴维·马尔凯塞（David Marchese）的《金刻羽：美国真的能理解中国吗？》以及彼得·科伊（Peter Coy）的《一个美国不理解的“原版中国”》，都涉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金刻羽声称，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关于中国的经济野心等方面）。若单就美国而言，官员与学者一般在太平洋彼岸，基于在该国的知识、经验看中国，理解中国问题有局限——但这种局限应包括两方面，既未注意到中国部分积极因素，又对种种弊端、黑暗的认识不够全面。假设美国真能完全、彻底掌握当代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对中国总体评价未必会比现在更正面。
中共高官家庭出身的金刻羽，对中国的理解是否存在“严重缺陷”？比如她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挑战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不都是关于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那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负担和责任。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或愿意承担那些责任”。中国发展的目标包括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但不限于此。中国有更长远目标，比如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赶超美国”。至于“赶超美国”后，如何承担相应责任（像“世界霸主”那样），中国最高领导层或未深入思考。因为特定局限，他们在一些方面缺乏远见卓识。
关于中国工业间谍活动问题，金刻羽并未否认，而是说：“中国开始时喜欢走捷径，想成为一个创新者，想变得伟大。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或可用的规则和法律。”然而，这不仅与法规不够完善有关，还与中国各界的腐败风气有关。我非常熟悉的中国学界，多年来普遍存在急功近利心理，为尽快获取利益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但尽可能隐蔽），并不惜通过送礼行贿、陪喝陪睡等手段，在核心学术期刊发文、拿国家级课题、获得各种奖项。政界、商界风气与学界类似，都是为达目的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这应算工业间谍活动存在的“社会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