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一系列舆论事件迭出，触目惊心的并非只有当事者之行为逾矩，更应思考的是，何以此类事件呈现如此之社会影响力。舆论迅速发酵乃至不可收拾的背后，意味着当下舆论法庭之存在，而“法庭”之所以为“法庭”，是指它已对司法过程深度介入，造成较大之压力。
舆论与司法之结合早见于功利主义理念，所谓功利主义司法哲学，在19世纪西方剧烈之现代化进程中，曾非常突出，诉求于司法惩戒的目的，在于其对社会影响之震慑力，将民意和舆论的满足，视作司法本身的社会教育效果。司法既是达成震慑之工具，亦为教育展示之仪式。这种哲学理念，是伴随社会剧烈变动所带来之国民心态浮躁无定，当下中国也是如此，所谓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成为时尚，舆论法庭则伴随着人心之失序而产生。
这种国民之无定心态，也是后发国家之常态，绝非中国特例，导源于所谓“后发定势”，主要指后发国家具有之思维惯式，即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减少的“试错成本”，构成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但如果进入相持阶段，则会构成“后发定势”：一方面，由于未经试错，后发国家的社会缺乏必要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在追赶期具有明确方向感，但一旦进入持平阶段，这种“与别人对比”获得的方向感，便会转化为“效率上胜别人一筹”之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