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1958）的元旦日，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先生，曾联名签署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同时发表于香港的《民主评论》与《再生》两刊物上。这篇文章数十年来在中文或华人知识界不断引起讨论，仍常为人们所提起。

这篇向来被视为“当代新儒家”之“宣言”的文献，具有深刻的时代意涵。欲明其所以然，须要对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稍作回顾。

1905年清廷停办科举，四书五经之学顿时失去了它在国家体制内的一道最重要支柱，亦由此开启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坎途。更猛烈的疾风骤雨还在后头。陈独秀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刊1916年12月1日发行之《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率先发一大哉问：“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只行之于公卿大夫士而不行之于庶人（的）人伦日用”，能再行之于“今日之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孔子之道”，还适用于今天已经是“民政民权发张之世界”吗？他直接挑战“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下一良心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