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履新以来，美国举行了数场“民主峰会”，号召“民主国家”正视挑战，共同应对，又一次掀起“民主话语”的滥觞。在这个“民主政体”几乎成为唯一合法化机制的世界，关于“民主”的滥用和失真屡见不鲜，“民主”的界定或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定义“民主”话语权的优势，而执着于“民主”的话语，也可能变成为民主而民主，为利益而民主，为意识形态而民主。如此一来，“民主”本身即从目的降格为工具，不再关乎纯粹的治理模式，而成为地缘政治的斗争工具，因此更遮蔽了我们对政体分类本身应有的思考深度：世界不当是二维的，而应是三维。
既有的主流政体分类标准，主要在于“威权—民主”的二分法。根据这个二分法，“民意”有没有决定政权存续的功能，便成为二者的区别所在。此处预设的是以“民意”作为价值尺度，来判断政治制度合法与否。但这实际上构成一种从价值出发的思考路径，就是根据政体“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对政体进行分类，并预设了民意的优先位置。关于“民意”的优先性，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偏好，且“威权”与“民主”政体，实际上均不拒绝接纳这一偏好，乃至“专制”政体亦有对民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认知定位。唯有当这一心理偏好，能还原为现实可见的事物，并能作出归纳时，才有意义。
在这里，民意主要量化为一次又一次的自由选举。选举本身也不构成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区隔，差别是落在选举的前缀词“自由”如何被诠释。因此，这一量化准则仍然是以某事物“应该是怎么样的”，来解释某事物“应该是如何”，是一种同义重复。而在“可见”的标准下，测度“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区别的指标在于政党：即是否具备两个以上的竞争性政党通过合法机制竞取政权。“威权—民主”的二分法，只有等价于“一党—多党”二分法，方能摆脱由价值解释价值，由应当解释应当的怪圈，真正将视线拉平至活生生的、合理而客观之现实，成为“可见”的分类标准；而“政党数量”则构成了区分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