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二战后长期和平发展源于观念改变

令人奇怪的是，人类提出全球化理论，却没有认识到二战后全球化的最根本特征，是对领土和地缘的超越，更没有将这种超越形成理论，应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减少战争与冲突。

尽管俄乌战争还在继续，但从大历史尺度看，二战后至今乃是人类史上较为和平的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一、重思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动力源历史上，单独长时间和平或单独长时间发展的案例都很少，而长时间和平与发展并存的案例更少。有人将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归因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这一观点没有明显错误，但不够精准。它只看到美国的显性作用，忽略了美国所凭借的国际大“势”——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降临；这“势”才是二战后和平与发展不仅能共存且能共进的关键变量。并且，这一大“势”之形成，主要不是美国的作用，而是世界历史的展开。

人未必能认识自己的行为；人类也是如此。人对世界（含他自己）的认知，最重要的是观念，其次是知识。观念不是一种与其他知识平行或同等地位的知识，而是理解其他知识的基础或坐标。如果一个人有了新的观念，那不须要增加任何新的具体知识，只须利用已有知识存量，就能重建其认知系统，重新认识世界，并形成新的世界。一个人的世界等价于他的认知系统。去年至今，在明确认识到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经降临后（参见邓曦泽《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与俄乌战争的愚蠢——俄乌战争沉思录之五》，《联合早报》2023年6月6日），我对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原因，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