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外交官有一个区别，即中国外交官多为职业，且多为外交或外语专业出身；美国则有各界人士客串，其中包括学者。当然，美国外交决策已高度制度化，它会受从宪法一直到各部门具体规章的约束，并主要由国会、白宫、国务院等具体涉外机构与外交政策团队来总成其策，但学界所扮演的角色依然不容小觑。
美国政治存有商界领袖、学界精英与政治家间的旋转门。比如，华尔街精英在私营机构工作后，可以直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或者反之；政治学者及其他学界精英，也可以在大学、智库、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间快速地切换身份。在外交领域，他们比起职业外交官，就提供了跳出外交职业视野的跨界学术资源。这一方面彰显了美国的“游说”型政治结构，也使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具层次与弹性。典型的例子像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都是学而优则仕，并左右了某段时间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两位的哈佛同学——地缘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曾任职于卡特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学者主持或幕后执掌外交工作的情况，但双方外交决策中的学界因素，依然颇为不同。大约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已经大量招募通晓中文与中国文化的学者、传教士、记者等。这些人多因长期在华生活、工作，对中国较有好感，像1946年至1952年担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他一人身兼传教士、教育家与外交家的多重身份，并自认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甚至要超过美国。因此，即使是1949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破城之后，他还逗留多日，以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当时的杜鲁门政府也为承认新中国留了后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