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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平:道可道,非常道 ——关于道德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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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邓小平曾寄厚望于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但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流行文化,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坏的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档案照片)
作者指出,邓小平曾寄厚望于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但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流行文化,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坏的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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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当局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思想,有时甚至在网上大规模制造“民意”。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近一段时间,中国揭露出来的高层腐败案件猛增,特别是军队——最高司令部有可能再次被一锅端;作为国家脸面的外交部长也没能幸免。这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似乎历史上反腐英雄人物的愤懑、无奈、无助又回来了。人们不得不忧虑在改革开放淘金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未受过毛泽东精神熏陶的,中国未来的领导层——他们足够有德吗?

大案要案的猛增可有两种解释:反腐的力度加强了,或腐败愈演愈烈。无论孰是孰非,两者都说明腐败仍大量存在,10余年的大规模、高烈度的反腐和制度建设,似乎收效甚微,很可能是方法、方向错了。每一桩贪腐案都牵涉到当事人道德自律的失守,使人不得不将探索的目光转向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

道德黑洞大面积腐败反映的是当事人道德感的根本缺失。邓小平曾寄厚望于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使坏人干不了坏事。但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流行文化,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坏的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法律和制度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烂了,制度就会跟着烂。比如古时砍头示众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以戒社会、正风气、警来者。然而,如果连刽子手都必须贿赂,否则一斧子下去的活儿他要砍两三斧子,正义和法律的权威又从何谈起?因此,社会的道德基础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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