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21日中共的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不仅对我们深刻理解改开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也对目前围绕改开出现的一些动摇和质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曾在拙论《商鞅变法岂可同改开相提并论》（2021年4月1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中开宗明义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超越商鞅变法的一次伟大尝试与突破（反过来说中国历代变法大抵不脱商鞅变法之窠臼），也正因此，不仅真正实现了社会总财富的增长，而且让中国人获得前所未有的——无论是地域上、户籍上、职业上，还是精神思想上的巨大的解放。”也正因此，笔者才一再重申：改开四十载，超越四千年。

但对于为何说改开是中国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笔者上下求索30载而不敢轻易言之，盖其“关涉无穷，而一人之精神有限，有所通则有所蔽，详于此或忽于彼，稍形率尔，疏漏随之”（香港语言学家刘殿爵语）。然而，对我们这一代成长于改开的学人而言，在享受改开所带来的诸多自由与富足时，一定要懂得它是从何而来？又将通向何方？与中国传统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本质区别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