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学人》和其他类似严肃出版物长篇累牍地哀叹、庆祝或冷静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消亡。人们可能认为潮流已经逆转，“自由市场”福音的社会民主主义替代方案，已经获得足够的知识和立法基础，而成为传统智慧。
左派看起来确实赢得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即新“常识”的出现改变了政治现实（至少在多数统治和政治可能性由被统治者的同意所决定的地区）。在美国，占领华尔街、黑命贵、#我也是（#MeToo）、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大辞职”、产业政策的复兴，以及新工会主义，确实改变了美国人对市场作用的看法。
同样，在冠病大流行期间，不平等问题以收入再分配的形式得到了解决，而关于就业和教育的新观念，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主流思维。在过去10年里，破碎的医疗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使得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和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指政府在基础设施巨额支出），似乎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