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体系遭遇欧洲列强主导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面前，儒家文明与现代性之不兼容暴露无遗。正如美国汉学家芮玛丽指出，儒家文化天然只适应农业文明。梁漱溟先生同样指出，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靠自身一千年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相对于同样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本，“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如日本那样坚定实施“脱亚入欧”——从器物到制度实行西化的深刻变革。事实证明，非西方世界现代化之成功，无论是独立、半独立、抑或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无一不是靠引进或依托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很难设想，作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典范的新加坡和香港，如果没有英国的法治作为制度土壤，工业化成功的可能性究竟能有几何？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追求现代性，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现代政党。国民政府主政时期的“国家构建”，完全就是以现代国家（modern state）为取向的西化运动。中共以俄为师，但苏俄所信奉的主义和创建的制度，毫无疑问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