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在哪里？

设想现在中国来一次大规模民调：“你认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方向正确吗？”这种民调在民主国家乃家常便饭，它使政府在大选之间能够了解人民对政府方针政策的评判，以便做出调整。缺乏这种机制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行其是而不觉违和。目前中国内忧外患，中共三中全会的推迟表明执政党内意见不一，举棋不定。这正是民调发挥作用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最根本的三个哲学问题是：“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对中国而言，更紧迫的是搞清楚：“中国在哪？”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风生水起，国运畅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140余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基础设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生活蒸蒸日上；人们乐观向上，对未来信心十足。然而近些年来形势急转直下：经济低迷，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引擎同时熄火；投资萎靡不振，供应链纷纷外迁；房地产界暴雷，地方债高企，商业区一片萧条；人们对未来相当悲观，扎紧钱袋以备不测。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对它的开放，使中国能够在技术、科研教育、市场、实际知识（know-how）、人才等方面得到大量好处。现在西方将中国定性为异类、威胁，正与之分道扬镳，有可能走向长期对立。

人们常常将这个转折，归因于中国迅猛崛起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修昔底德陷阱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困境。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大国崛起靠的是蛮力，与文明程度无关。落后的渔猎和游牧民族往往可以轻易征服发达的文明中心，如蛮族冲垮罗马帝国、蒙古铁蹄横扫欧亚大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等。但当今世界已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文明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被认同和接受，成吉思汗靠屠城来征服世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小国弱国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数目不断增加。这些说明游戏规则变了，霸权国还必须代表文明的最高水平才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