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主义”一词在人们头脑中激发出两种形象：在国内是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左派政纲；在国际上则是专制、腐败、没有效率、缺乏创新的旧社会主义，即斯大林一脉的“共党国家”的实践。两者的共同之处是理想主义指导下的大政府限制自由。西方的左派往往是知识精英，许多上过昂贵的大学。他们愤世嫉俗，缺少幽默感。特斯拉总裁马斯克（Elon Musk）在社交媒体X发贴文问：“需要多少社会主义者才能拧紧一个灯泡？”他为自己的女儿付了昂贵的学费，后者却被教育成一个共产主义者，要和他这个大资本家划清界限。这种空想主义在中国也很明显。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中共说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但这里混淆了两个概念：革命和建设。中共的成功主要是“以俄为师”，是十月革命成功的模式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使它取得革命的成功，但建设社会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中得出的结论，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风马牛不相及。它在中共百年史中一直作为“远大理想”存在。一旦斯大林的建设模式失败、引进了市场经济，就连社会主义是什么都没人能说清楚了，于是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主义的幽灵”一直在神州大地上空徘徊，总掉不下来，因为它不是从中国的现实总结出来的。中共常常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谈它的制度优越性，但对滥权和腐败却拿不出根本解决办法。回归正统使西方对它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方针。
从现实而不是理想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才有生命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伯尼·桑德斯那样的大政府式社会主义理想主义，但影响力正在式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正在西方崛起，但当今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同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所以它不是从工人运动中产生，而是出人意料地产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硅谷的资本家当中。“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最有力的支持群体在硅谷；马斯克、比尔·盖茨（Bill Gate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杰克·多西（Jack Dorsey）等都在不同场合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人工智能之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也自称社会主义者，他反对媒体和计算手段的私有化。新加坡的李光耀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的结合——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这一派“另类”但最有前途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