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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浩:“民粹”是因也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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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时,几乎全球政治观察者都为之惊讶,之前被外界称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居然战胜了前总统克林顿之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希拉莉这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职业政客。随着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他一步一步兑现在选举中对选民的承诺,包括提高外国进口商品关税以保护本土企业、要求美国企业返回本国设立工厂以增加本土就业、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寻求与伙伴国重新谈判、要求伙伴国家在防务问题上增加开支以减少美国负担等。他的上台给美国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特朗普似乎成为美国社会为之骄傲的民主制度的“坏”果,外界也在反思中得到一个似乎极具解释力的答案——民粹主义。

在对民主制度何以结出“坏”果的反思过程中,“民粹”经常作为一个“原因”出现,即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邪恶”政治家的鼓动下,那些受从众心理驱使且没有政治判断力的民众,投票给他们。政治家上台后为了自身政治目的,采取受大众支持的偏好政策,最终使得社会秩序混乱。这就是作为一种解释原因的“民粹”的一般叙事,特朗普以及之后巴西的博索纳罗,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受到民众支持上台或参选,都被这一叙事给出的解释所主导。

但是,社会的有序运转与良性发展,不会因为这样一种二元对立话语得到保障,“民粹”领导人的下台也没有带来与之相反的更好结果。在将“民粹”作为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的解释成为主流之后,“民粹”成了一种贬义词,当人们谈论它时,也会自带一种价值批判。但是真正的批判应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如果“民粹”是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民粹”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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