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疑问：美国的华人人才，有多少是在中国成才以后去美国的，有多少是在美国完成学业以后成为人才的。这个很有趣也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涉及几个层面的关注：第一，是否存在中国人才在国内默默无闻甚至受过打压，到了美国大放异彩这个现象；第二，由此进一步，是不是因为美国提供了更包容和更有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来到美国后更能人尽其才而不被埋没？第三，这里的“成才”和“人才”的定义和标准又是什么？特别是在人才流动日趋频繁，一个人往往兼具多重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到底算哪边的，就像外包加工后卖回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出口商品，究竟算产于哪里一样，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这似乎也涉及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引起广泛兴趣的“人才学”问题。一个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靠少数杰出人才推动，惠及一般大众的。因此，那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歌颂泛政治化和千篇一律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开始变得多元化。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人才”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意义，不是去制造千人一面的英雄模范，而是在新兴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标准下，注重一个人的某些个人才能和特殊的专业贡献，并包容某些个体缺陷。在这一价值转换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舆论，曾推崇过数学家陈景润这样非政治、纯学术，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缺少自理能力的世外高人，后来也关注和歌颂过一批大刀阔斧推行企业改革，或最早承包国有企业的个性鲜明的改革家型人才。
这样看来，人才就是拥有某种专长和才干，能把所长发挥到极致，拥有鲜明个性，甚至会引起社会争议的一些人物。这种形象比无可争辩的高大全型旧式“英雄模范”多了个人特质和色彩，贡献也不限于道德感召，而是对社会变革或学术研究更切实的推进，同时帮助大众初步认识到价值多元的意义，引受众深层思考。比如，女明星刘晓庆的绝对自信，女作家遇罗锦对自我感受的追求，都挑战了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以及婚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