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园霸凌的报道，对国人来说有时很难理出头绪。毕竟，我国教育部在2022年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学校的霸凌案例保持稳定和罕见的状态，在中小学，每1000个学生中只有二至五个案例。但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校园霸凌事件却有增无减，与数据有所突入。许天瑜的《要向霸凌说“不”》（6月5日《联合早报·交流站》）就指出，霸凌行为在本地日渐严重，对未成年学生的打击不可逆转，并以身边朋友的经历叙述了受害学生心理上的煎熬。
较早前，《中国教育部要求在学校隐蔽场所装监控防校园霸凌》（6月1日联合早报网）也把霸凌行为推到浪尖。中国教育部要求各学校在楼道、天台、储物间等隐蔽场所，做到视频监控全覆盖。这种有震慑性的防范校园霸凌行为，除了引发很大的争议之外，更反映校园霸凌行为在全球的严重化。如果我国校园真的要说几乎没有霸凌事件，学校、教师和家长或许没有仔细觉察。不敢说、不敢问、漠视和处理不够慎密，都是霸凌日渐严重并一直不能根治的“隐形诱因”。
霸凌行为这么难解决，可能和我们一直怪罪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但对他们的了解却少之又少有密切关系。被霸凌者常被标签为“软弱无能”，但是所谓懦弱的行为，有时是因为被霸凌者不想霸凌者被惩罚而心软，而非性格上的缺陷。台湾亲子沟通作家罗怡君就曾说过，被霸凌的孩子，往往都有霸凌者渴望的特质，如：爱、坚强和善良。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被霸凌的孩子身上的缺点，而应该去鼓励和激发他们无私的爱和敦厚善良的品性。当教师和家长以“三岁定八十”的思想，把孩子看成不堪一击的受害者时，我们也失去一个教导他们用爱温暖人心和感化他人的机会。孩子并不脆弱，脆弱的是害怕他们受伤的人。如果学校和家庭沦落到害怕并不敢问被霸凌者时，孩子会一直都孤立无援。他们只能摸索，甚至还会因此依赖适应不良性调适策略（maladaptive coping strategies）如：自残、滥用药物和自杀幻想等方式，来应付霸凌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