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南来新加坡的早期移民，以从事苦活的华工为主体。他们横海远渡、胼手胝足的开荒历程，已载史册，也入诗入画；既可见于官方和民间文史档案，也是众多画家、作家、诗人、剧作者创作的题材，成了我们熟悉的、牵动人心的“过番客”“苦力”“红头巾”事迹。
除了传统华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下南洋的几波移民潮，还带来不少读书人，他们当中有文人、教育工作者、报人、艺术家、传教士等。不少还兼具几种文化身份于一身。较之过番苦力，他们的事迹或许不那么可歌可泣，但他们无疑是文化拓荒人，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劳力者与工商阶层在矿山、胶园、农地、店铺打拼；劳心者则多在学校、社团、报社、文化机构、大小商行里谋生。
在那个殖民地时代，文化人下南洋的初衷多为“教化侨民“，借以增强侨民与祖国的联系，但他们也因此提升了本地社会的文化层次。他们之中，有些是匆匆的过客，短暂寄寓星洲，有些则长留于此，杏坛、书画界、宗乡组织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数十年间，这批“文化播种者”所播下的一颗颗文化种子，逐渐长成幼苗、再长出茂密枝叶，如今已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