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移民社会，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结构一向以方言族群及方言认同为基石。自19世纪以来，就分为六大方言群：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福州，也称为帮群。各个帮群都建立以地缘／语缘为基础的会馆，为帮群提供全方位服务。19世纪的华人社会，基本上基于帮派政治，各个方言群之间隔阂甚深，各为其利，难免产生冲突，甚至械斗。其中比较严重的是1885年闽帮和潮帮械斗，极为惨烈，历时14日，由市区扩大到郊区，死400多人，伤者无数。这个情况一直到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前身）成立，结合各方言群，同为华商谋取福利，才稍微疏解。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会按帮派选举的制度，仍然是以帮派为基础。一直到1993年，终于召开特别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章程，废除帮派选举制，但保留七个董事席位给七个方言群（六大方言群，加创会会员“三江会馆”）。

当年华族各方言群自然是以各自方言为家庭及本族群用语。各方言群之间则是以福建话为通用语。在1980年（“讲华语运动”开始）之前，建国总理李光耀每年国庆日演讲，在马来语、英语、华语之外，也以福建话发言，以便和华族大众沟通。此外，到了大选期间，不少候选人大量使用方言，争取选票，至今仍然。就以李光耀本人而言，早年从政的一大挑战便是要努力学习福建话，才能和选民沟通。福建话以及各种方言，虽各有重要功能，福建话更是各方言群之间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在独立初年建军，一般士兵教育程度偏低，无法以华语或英语沟通，乃有“福建兵”（Hokkian Platoon）之编制，以福建话操练。足见当年福建话的重要性。

对于方言，李光耀可说身受其苦，也深以为戒。这也是他推动“讲华语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方言除了干扰双语教育，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华人因为不同方言就出现了不同帮派，讲同一种方言的华人组成一个帮派，同声同气，往来密切，和其他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人，就有了隔膜。以华语来取代方言，重组华人社会，使它由分裂变为团结，也是我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标。”（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 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