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羽教授的宏文《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联合早报》8月15、16日言论版）让人非常感动。这不仅是语言学议题，还涉及知识分子应如何与政府进行有效互动；就更深层而言，还关乎新加坡“华人性”（Chineseness）以及国族建构的重要层面。方言与华语政策牵涉面极深极广，约40年前的教学语改变，对华校师生而言异常激烈，以至于戏剧家郭宝崑曾发出令人心酸的一问：“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主体族群曾做出过如此自断传统的行为？”
确实，郭宝崑所讨论的方言政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更可能是新加坡独特“华人性”的流失。
新加坡的“华人性”这一重要范畴，既是长期移民历史形成的自然结果，更是政治刻意形塑的产物。从历史来看，早期华人主要来自华南，经历漫长的在地化过程。结合东南亚地区完全异质的文化环境与新加坡的开放性，新加坡华人就与其他华人有着本然性的区别。仅从本地人的跨族群婚姻而言，据官方统计，2022年跨族群婚姻的比率达16.6%，在此前10年中，也大体在15％至18%之间，从这一点以及习惯用语等方面，都可看出本地华人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