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在新加坡经济学会常年晚宴上发表的演说中，谈到时隔35年的两场研讨会。前者于1989年在华盛顿召开，结果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后者则是在今年5月在德国柏林召开，其后发表《柏林宣言》。
出席这两次研讨会的都是经政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课题所达致的结论，前后却大相径庭。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的华盛顿研讨会，出席代表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和拉美国家，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拯救当时面对严重财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药方”包括实行紧缩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行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以及取消政府对企业的诸多管制等。简单地说，就是由市场来主导解决问题。
5月的柏林研讨会，由一个名为Forum New Economy的机构主办，与会者主要讨论的课题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如今对政府为民解困和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都失去信心，并因而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会后发出的宣言认为，根源在于民众普遍感到生活无助，无力应对全球化、技术革新、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全球通胀等问题所带来的冲击震撼。与此同时，各国几十年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对全球化的疏于管控，也导致政府失去有效应对这类危机的能力。简单地说，这相当于否定了主要靠市场解决问题的“华盛顿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