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兵征伐南中（在益州南部）。马谡送行时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卷三九《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马谡强调“心战”“攻心”“服其心”，而非“兵战”“攻城”等。对以色列而言，加沙“不服久矣”，即便今日攻破，以后可能又会“反耳”。如果想在加沙“殄尽遗类”以消除后患，这种“不仁”之举，又如何能“仓卒”实现？不过，以色列当前并不求对加沙人“服其心”，却要“除后患”。
诸葛亮在进攻南中过程中，对当时为夷、汉双方所服的孟获七擒七纵。其后他想又一次释放孟获，但孟获已不肯去，并说“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而非一杀了之，正是重心战、攻心的做法。他看重的并非降服、压服对方，而是让对方心服、诚服，以期在军队回撤后，南中仍可大致维持稳定。
景元四年（263年）冬，魏国邓艾率军进袭蜀汉。蜀汉军队战败，后主刘禅投降。邓艾入成都后，约束将士，避免发生抢掠之事，并接纳、安抚投降归顺者，使他们重操旧业，“蜀人称焉”（《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邓艾为尽快安定蜀地，并未采用大规模驱逐蜀人使其流离失所的做法，而是实行军不扰民的政策。还要指出的是，蜀汉大将姜维在降魏后谋复故国，让刘禅再为君主，但终未成功。这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与当时魏军无暴行、蜀地民心粗安也不无关系。邓艾对蜀地吏民也可说是采取了特定心战之策——心战可行于兵战前、兵战中乃至兵战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