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趋近关键阶段，两党候选人在时间压力下被迫就一系列关键的社会问题表态，其中关于传统选举议题的堕胎权问题，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发表最新言论。之前特朗普将最高法院推翻维护女性堕胎权的裁决归于自己的功劳，但在选举白热化的当下，他澄清将不会签署全国禁令，态度有所软化。民主党的哈里斯则坚持民主党一贯立场，认为堕胎权应由女性自己掌握。可见，选举语言所见证的关于堕胎权问题之普遍民意取向，同共和党传统立场有明显差距，某种程度上构成特朗普的“论述包袱”。
关于堕胎权问题的大众民意，同美国的立国道德存在深刻张力，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撕裂议程。在中国等其他国家看来，这一问题所引发的对峙、撕裂乃至震荡，某种程度上是难以理解的，必须归结于美国独有之国家道德张力。准确地说，是基督教立国伦理同世俗文化发展的冲突，反映于现实，则是古老的宪法法条同日新月异的大众事实之对峙。
基督教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人之生命权的重视，生命权是不可舍弃的，因为它来自神授。《约翰福音书》如是记载耶稣的言行：“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圣经论述中唯一的生命权之放弃，通过这段话的曲折论述，生命权反倒又显明出至高性来。可知的是，生命权的神赋性与人赋性，构成基督教伦理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环，故而论证出应让每一个胎儿有权利、有机会能睁眼看世界，经历造物者给予的道路与幸福。
